中国特色的产能过剩
　　按照传统的经济学原理，市场这无形的手可以通过价格自动调节余缺，那么讨论过剩与短缺并不重要。然而，在中国，问题似乎并不那么简单。
　　“相对于部分发达国家而言，近年来中国工业品产能利用水平年度间波动幅度较大，产能过剩发生的频度相对较高”，上述课题研究发现表示。
　　欧美等国家一般用产能利用率或设备利用率作为产能是否过剩的评价指标。设备利用率的正常值在79%-83%之间，超过90%则认为产能不够，若设备开工低于79%，则说明可能存在产能过剩的现象。
　　“较大的产能利用水平波动现象表明：我国作为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品市场面对较多的变数，市场主体难以形成准确的市场判断和预期；同时，由于我国仍处于体制机制转轨时期，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政府与市场有效协作的机制尚不健全，诸多不合理的体制机制因素也一定程度地削弱了市场信号对产能利用的调节作用”，上述课题研究认为。
　　相对于过剩还是短缺争论，对这些可能导致产能过剩的非市场因素予以更多关注似乎更有现实意义。
　　该课题认为，地方投资存在过度膨胀的风险，这是形成一些行业产能过剩的诱因之一。工信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也表示，地方政府对投资项目土地的大包大揽、无节制的税收优惠，助长了一些企业不思后果的产能扩张。
　　该课题认为，在不科学的财税体制和政绩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面临较大的增收压力和动力，对于吸引工业投资发展经济具有天然的冲动。同时，在投资决策过程存在的系统性制度软约束也助长了他们扩大经济规模的短期行为。而且一些地方政府还可能运用非市场化手段刻意降低部分产业的进入门槛，人为地阻止地方企业破产淘汰，阻碍部分工业行业落后产能的退出，从而形成过剩产能。
　　显然这样的过剩产能不能够仅通过市场手段来调节。在他看来，一些重工业领域此类体制性的过剩特征明显，而此类产能过剩的负面效应也更为明显。

　　政府的退位与补位
　　产能的形成有市场的和非市场的原因，因此“对待我国工业领域的产能过剩问题，既要结合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又要考察我国的特殊体制和发展阶段特征”，上述课题认为。
　　市场对于简单的数量控制做法一直持反对意见，李长安认为，由政府主导下压缩产能过剩的成本十分高昂，2000年之前，产能过剩的调整通常由国有银行来买单，由此造成了数以万亿计的银行不良贷款。据央行统计，银行的不良贷款中有大约70%或多或少与产能过剩有关，其中由于计划与行政干预而造成的约占30%，政策上要求国有银行支持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违约的约占30%，国家安排的关、停、并、转等结构性调整约占10%。
　　因此，政府治理产能过剩的目标不应是最终消除产能过剩，而是通过政府合理的“退位”与“补位”，不断优化政府和市场有效协作的机制，降低工业领域产能过剩的风险和负面效应。
　　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罗云毅研究员也认为，不应简单地压缩产能，而是考虑如何提高竞争力。他认为，从技术进步、经济周期和市场经济内在特征等方面看，行业产能过剩往往具有内在的必然性。“只要能大力推进技术进步，高投资率就是好事，产能过剩亦不足为虑。反过来说，如果没有技术进步，由高投资率决定的产能高速增长大都是低水平的简单重复，那必将难以为继。在这个意义上，对解决所谓投资规模过大、产能过剩严重问题来说，大力推进技术创新是一个最具本质意义的核心要素。
　　在他看来，产能过剩虽然会导致淘汰，导致一些企业倒闭或开工不足、人员下岗失业以至银行不良资产增加和“投资浪费”，但只要想到这是引入市场经济体制所必须付出的成本和代价也就可以接受了。
　　当然，对于一些预算约束较弱的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盲目上马项目，形成低水平产能过剩，造成投资浪费的问题，也予以坚决制止，罗云毅认为。

[1] [2][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