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矿业产品的分配原则，思路十分混乱：一是混淆财产收益和政权征收；二是压缩财产权，强化行政权，有的财政专家恨不得把国家的所有收入都并到“税”里面去；三是基本上不顾后代利益。由此可见，我国矿业领域财税制度改革的道路还很长。
　　但是，我也欣喜地看到，党的十八大报告已经提出，要建立能够体现代际补偿要求的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这让人们看到了新的希望。
　　矿产品附加值不但低而且有极限，矿产品不可能通过科技进步、不断提高附加值而实现产品升级换代，它同制造业产品的经济属性截然不同。
　　进入工业经济时代中期以后，矿业的基本社会功能就是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物质（包括能源物质），是为下游产业（制造业、建筑业、二次能源业等第二产业）创造附加值提供物质载体。所以，它是最典型的第一产业。在所有第一产业中，它离自然资源最近。
　　矿业生产消耗的自然物质不可再生，而其创造的附加值又有极限，所以任何一座矿山的生产，本身都不可持续。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是对社会提的，“实现矿业可持续发展”的口号则是套话和空话。
　　因此，矿业只能是基础产业，不能作为可以持续发展的支柱产业。由于产品附加值低，不能依靠它直接创造更多物质财富，不能指望从它身上取得更多税收，不能给它加上太多的非经济功能。
　　而我国把采矿业划入第二产业，并且实行了一系列扭曲的制度和莫名其妙的政策：
　　安排采矿业承担资本原始积累的任务——无偿采矿（透支后代财富）、矿产品低价（平调矿业收益）、高税负（由于实行资源无价或极低价，按第二产业实行增值税制度后，总税负比制造业还高出7个百分点）、高上缴。这是明显的名义定位同实际定位错位。“第二产业”本应是原始积累的受益者，怎么倒成了贡献者？
　　由于资源无价或是极低价，矿产品销售收入中的资源价值转化为采矿业的虚增利润，大量国民财富落入非法矿老板和腐败官员腰包。
　　以采矿业为第一支柱产业，促进城市化，建成了全球最多的矿业城市。许多赢得“第一税收大户”地位的采矿企业，名声虽然好听，负担也实在是沉重。而且由于采矿业本身不可持续，这些城市总有一天会不可避免地遇到“矿竭城衰”的威胁，“城市转型”几乎成了共同的方针，而且也难以做到每一个都成功。
　　环视全球矿业大国，一般是反中国之道而行之，依托已有城市支持矿业发展。例如同属“金砖国家”的巴西，其淡水河谷公司在亚马孙雨林地区建成了一座年产量1亿吨的铁矿山，企业后勤基地设在200千米以外的城市，矿山只有4000职工。要是在中国，恐怕能建一座40万人的地级市。
　　最后，中国正在快速地从矿业大国发展为矿产品消费大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不但数量大幅度增长，质量也有所提高，产业结构在努力实现升级。1993年，中国矿产品国际贸易从净出口转变为净进口。此后，矿产品外贸逆差持续扩大，到现在为止，一些重要矿产品的国外依存度已超过50%。这标志着，中国已经从矿业大国向着矿产品消费大国转变。虽然同时还是矿业大国，但中国已成为全球矿产品第一进口大国，矿产品消费大国的角色显得更为突出。
　　面对这一形势，专家们提出的对策有二：一是加强国内矿业发展，提高矿产品自给率。但是，面对人均矿产资源总量不足全球一半的国情，这一主张不大现实。二是支持矿业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全球资源开发合作和竞争。然而由于前述的各种原因，二十年来收效不显。中国被逼上了一条单行道——主要从被国外巨头垄断的国际市场购买。于是就出现了让许多中国人很是憋气的结果——中国卖什么什么不值钱，中国买什么什么就涨价。看来，如果不痛下决心深化改革，彻底革除积弊，增强自己的能力，什么对策都没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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