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中国矿业定位怎么会出现既不符合国际惯例、又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事呢？
　　张文驹：这是中国矿业改革严重滞后的重要标志，在其他行业少见。其直接原因一是国情会因时而变，而矿业对此反应迟钝（我们为此做了采矿业同林木采伐业定位演化的比较研究，有充分的实证依据），可谓缺乏与时俱进的精神；二是对从国外引进的新事物和新知识消化吸收不透，可谓“食洋未化”。
　　先说“采矿业”和“矿产勘查业”分割为二的问题。如果从1950年1月毛泽东在一位地质勘探专业中国留苏学生笔记本上书写“开发矿业”题词算起（这说明，毛泽东认为矿业包括探矿），新中国矿业已经走过了64年。这64年中的前29年，是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和不断完善的时期。“采矿业”和“矿产勘查业”分割为二，实行完全不同的制度，符合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虽不符合国际惯例，也不符合从清王朝末期到民国时期的中国国情，却符合那29年的中国国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体制转轨时期。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当时改革形势的判断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这说明，改革开放25年后，中国国情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矿业的国内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矿业本身由于改革滞后，体制面貌大体依旧。采矿业同矿产勘查业分割为二的体制，当然依旧同国际惯例不符；但是，能说它还继续同当代中国的国情相符吗？
　　再说“采矿业”划入第二产业的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没有三次产业划分这件事。它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引进的科学方法，不过一引进在矿业上就用错了。在全球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矿业划入第一产业是“惯例”。但前面说过，也确有少数国家将矿业划入第二产业，如德国和日本，这是“特例”。
　　德、日按“特例”办事，一定有符合自己国情的理由，但是，中国有吗？中国是正在进行体制转轨的发展中国家；德、日是市场经济体制成熟的高度发达国家。中国是矿产资源大国和矿业大国，虽然现在已成为全球第一的矿产品进口大国，国内矿业仍占有重要地位；德、日是单纯的矿产品消费大国，国内矿业已无足轻重。所以，把采矿业划入第二产业，属于“国际特例”；从适用条件说，只符合德国和日本那样国内矿业无足轻重国家的“国情”，并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不具备实行“特例”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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