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矿床学研究与找矿勘探相结合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现在这种局面？
　　毛景文：正如我之前所说，现阶段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科研工作与找矿勘探这两个过程相对过于独立，科研人才和生产人才的能力全面性不够，也没有建立起一个好的人才流动机制。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因素，也有客观实际情况。地质工作者长期工作在野外，条件差、待遇低，不少人一生大多数时间就工作在某一个或两个地区，以至于眼界不够宽阔，知识面较窄；在市场好的时候疲于奔命，更没有时间学习，在很多情况下干的都是“熟练活儿”，很难主动提出或思考科学问题，甚至有些队伍找到矿了都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因此，很多地勘单位发展受阻，科研水平无法提高，更无从谈及科研与生产结合的问题。
　　在人才培养体系和评价机制方面，我们还没有真正能够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做到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的共同进步，从很大程度上，发表论文的数量仍然作为评价其能力高低的唯一标准。在我国，虽然科研、教学和生产单位的分工不同，但评判的标准却是单一的，因此在很多单位出现“为了科研而科研”的现象。由此以来，科研和教学单位的人员大多忙于采样、测试和写文章，不少人只会写文章，到野外很难合理认识地质现象，更谈不上指导找矿勘查。
　　从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就职于科研院校或者生产单位的地质工作者，很多人可能离开了现在的工作主体后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因而也无法像国外那样建立起生产单位和科研机构之间的人才流动机制。
　　记者：您对于解决这些问题有哪些建议？
　　毛景文：地质科研工作是一个探索未知的过程，每一个地质现象在不同的地质条件下都可能出现新的变化和新的东西，因此地质工作者在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用心去思考，这也可以说是新形势对地质工作者提出的新要求。无论是在科研单位还是生产单位，会干活的人只能被称作“地质匠”，会思考的人才有可能成为科学家。
　　对于矿山企业等生产单位的地质工作者来说，能否提出、思考并解决科学问题是决定其所站高度的关键要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其是否能真正与国际接轨。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最近十多年来，我国很多矿业公司正在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无论是民营、国有还是合资企业，它们不断学习借鉴矿业发达国家一些成功的管理、发展模式，十分注重对综合型矿业人才的培养，也十分注重对于科学问题的探索。
　　如今，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之中，更需要我们以辩证的眼光和国际化的视野来解决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问题。具体来说，根据主体对象的不同，我有以下几方面建议。
　　在政策层面，国家应该给予科学研究充分的自由和空间，并从宏观角度保障生产单位、勘探单位、科研单位的基本发展平衡，促成建立各个单位、层次之间的人才流动机制。
　　对矿业公司、地勘队伍等生产单位来说，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聘请国内外相关专家到公司就某些科学问题开研讨会、做培训，提高技术职工的科研素质。在生产过程中发现问题或者困难，要积极引导技术职工主动去思考，并邀请相关专家到现场提供技术指导。要实现这一点，要求生产单位必须从薪水、假期、工作条件等多方面为技术职工创造条件，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形成“生产实践-遇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指导实践”的良性循环，以此来提高找矿效率和生产水平。
　　对于矿床学家来说，不要以在实验室写论文为最终目的，一定要去找矿勘查一线，要尽可能去更多的矿山，以扎实的野外工作来丰富自身的认识和经验，多与顶级科学家交流，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和在圈子里的影响力。在生产企业工作的地质工作者，企业也应该尽可能创造条件让他们到国内外典型大型矿床进行实地考察，多跟科学家交流，思考理解矿床的成因机制以及采矿理念和技术，结合自己的工作培养自身的科研-生产思维模式。
　　国际性的学术会议是很好的学习交流平台。近些年来，我国的地勘单位、矿山企业等非科研机构越来越频繁地参与国际化的矿床学术会议，这说明我们的观念理念正在发生变化，这与整个大环境的国际化程度不断增强有很大关系。国际经济地质学会（SEG）、国际矿床地质协会（SGA）、国际矿床成因协会（IAGOD）等学术组织也会将很多由其主办的会议安排在我国，这不仅体现了我国在矿床学研究领域和矿业领域越来越重要的国际地位，也为我国的科学家和地质工作者更好地参与国际沟通、交流、合作，创造了更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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