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新形势下的矿床学研究工作有哪些新的特点？
　　毛景文：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革新，现今的矿床学研究在很多方面较传统的科研工作有了很大突破：首先是更加精细化，一些新的技术手段和精密仪器的普遍应用（如矿物微区测试、包裹体流体和固体的原位测试、放射性同位素精确测年技术等），让人们可以较为精确地量化研究矿床的成因和时间问题；其次是规模化，新的研究手段和全球化的研究课题让科学家可以集中优势研究矿床和成矿带，并将成矿事件与整个地球动力学演化事件结合在一起，因而可以在大的时间、空间框架中更合理地考虑区域成矿问题，为找矿提供方向；再就是模型化，通过大范围的研究和类比，尤其是针对一些典型矿床的精细解剖研究后，建立矿床、矿集区和成矿区域的不同尺度的成矿和找矿模型，并随着研究程度的深入而不断深化、提升、丰富这些模型，这对于人们理解成矿机制和指导找矿勘探具有重要意义。
　　记者：我国矿床学研究与发达国家存在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毛景文：近些年来，我国地球科学领域取得了很多让世界瞩目的科研成果，但也应该看到，我们与矿业发达国家存在的差距也是客观存在的。
　　总体来说，我国从事地球科学研究及相关工作的人数众多，但顶尖人才匮乏，很多经费都用在重复性工作上，因而取得的一般性成果多，引领性成果少。从科学家自身的角度来说，由于受到项目来源和要求的局限，研究方向和地区不断变化，因而深度不够。不像国外某些顶尖科学家那么“专一”——用几乎一生的科研时间去研究某一个矿床类型，甚至是某一个矿种中的一个类型矿床，例如，造山型金矿（而不是所有金矿类型），因而他们得到的认识更细致也更深入，所取得的成果往往起点高，影响大，甚至在全球具有震动性和引领性。另外，在科研管理方面，一些旧的体制和机制已经不适合新形势，科研管理水平在某种程度上明显滞后。
　　多年来，我国科学技术界及有关政府部门一直在探索科技改革的问题，我认为科技工作改革的关键环节是“去行政化”，把更多的时间和空间留给科学家们专心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当然，改革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达到目的。在中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我相信这个过程会稳步推进。
　　记者：您如何理解矿床学研究与找矿勘探实践相结合的问题。
　　毛景文：近些年来，矿床学理论研究成果对找矿勘查的指导作用越发凸显。随着地质找矿工作从地表露头逐步转移到找隐伏矿，找矿突破难度日益增大，这就更需要矿床学家们通过深入研究得到规律性认识，建立矿床模型，并以此指导人们更好地发现新的矿床。
　　据我个人了解，在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矿业发达国家为代表的相对成熟的国际矿业科研生产系统里，并不存在科研与生产是否紧密结合的问题。矿床学是一门诞生在矿业生产过程中的学科，最开始就是地质工作者在从事矿产资源勘探开发的过程中，不断碰到新的问题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和新技术。因而，思考研究和付诸实践只是整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在国外的一些矿业公司或是科研机构里，很多工作人员兼备较高的科研能力和生产能力。其中不乏众多国际著名的矿床学家，他们的“身份”可以是矿业公司的总地质师、总经理，也可以是某些科研机构的教授、研究员，有时候这些“身份”之间还可以互换。
　　在我国，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在很多时候都是相对独立的过程，这种情况产生的弊端往往是“搞科研的不懂生产、搞生产的不会科研”，因此才会有“把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迫切需要。
　　记者：国外的矿业人才是如何做到科研能力和生产能力兼备的？
　　毛景文：这与矿业人才的培养环境和培养模式有很大关系。国外的培养模式相对自由，并且十分注重对思维模式和生产技能的训练。对于很多人来说，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到矿山参与生产实践是一个动态循环的过程，他们往往在学习之初就会到矿山实习，在遇到困难或问题后，又回到学校进修理论知识，而后又到矿山继续工作，如此往复几个过程。
　　还有一种情况，有一些已经具备丰富的科研、生产经验的高级矿业人才，会根据矿业市场环境的好坏来选择自己的“位置”：在市场好的时候就职于某些矿业公司，在市场不好的时候又会到学校学习或任教。
　　在这些“角色变换”的过程中，这些人通过自身的“流动”，可以最大程度地把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之中。他们本身又是具备科研素质的，因此在工作过程中也会不断思考新的科学问题并寻求答案，因而真正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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