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是中国海外大型资源项目投资所面临的主要系统性风险。从二战结束至上世纪70年代中期，是欧美国家战后重建和第一批新兴市场国家崛起的时期，由此掀起全球第一轮能源和矿业并购浪潮。这一时期，美国凭借国家影响力，西欧依赖数百年的殖民根基，在中东、南美、澳大利亚和非洲中南部将大量的优质能源和矿业资源揽入囊中。今天全球品位高、开采成本最低、储量最大的矿业资源，大部分都掌握在欧美大型矿企手中。以金矿为例，当今全球开采中的平均品位为每吨矿石含金1克上下，但是包括巴克里、盎格鲁·阿散蒂（AngloGold Ashanti）、金田（Gold Fields）和黄金集团（Goldcorp）等欧美跨国矿企平均品位在5克每吨以上，是全行业的5倍。
　　中国海外矿业资产收购所在的地域多属西方势力范围，或是深受西方价值观影响的地区。中国国企海外收购凡有大的动静，经常在舆论和政治上形成被合围之势。这些资源富裕国宁可卖产品给中国，也舍不得卖资产。这种因素加大了中国投资大型能源和有色金属项目的难度，为最大的系统性风险。2005年中海油洽购优尼科，在美国连知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也在《华尔街日报(博客,微博)》上撰文反对；2009年中铝收购力拓最终败走麦城，也有政治的烙印。2012年，中海油斥资151美元发起对加拿大尼尔森的收购，虽然最后成功了，但是加拿大部分政界人士和网民的情绪，和当年中铝洽购力拓资产时澳大利亚方面的声音如出一辙。中海油－尼尔森收购完成后，加拿大总理哈勃不得不表态，“外国国有企业收购油砂下不为例”，足见政治压力之大。因此，国有企业“出海”，首先要面对政治风险，借助各种资源制定缜密的收购策略和方案。

　　游戏规则风险
　　游戏规则风险是所有人文、政策、环保、原著居民、可持续发展和社区共同发展规则的总和。有些人把有钱就有一切的商业理念带到国外，尤其是在西方成熟国家，这会经常碰壁。
　　这种游戏规则，首先体现在不同级别行政部门在决策体系上的职能和权限关系上。在西方成熟国家，矿业开发有既定的规则，与之相关的社会管理体系已经非常严密，所有人都要照章行事，上一级政府不能向下一级政府施压。2013年1月，加拿大斯川塔克资源公司（Strateco）一纸诉状把魁北克省政府告上法庭，焦点是位于魁省北部的密斯提斯尼（Mistissini）铀矿勘探项目。原告声称，在加拿大国家核能安全委员会已经颁发勘探许可的情况下，魁省政府仍以环境保护为由，迟迟不让动工，有渎职行为。魁省政府则坚持己见，说除非斯川塔克公司能筹集到3000万加元经费，作为勘探期间的环境治理费，否则不能开工。联邦政府机构批复的公函，地方政府可以不认账，如果不了解这种法律体系，很容易陷入被动。在魁北克省，类似这种官司每年都有好几起，但并不妨碍该省作为全球矿产最具投资潜力地区的地位。
　　其次是原著居民政策。这是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南美地区采矿过程中不容忽略的风险。矿区大多数地处偏僻荒芜之地，那里恰好是原著居民的传统领地。法律规定，当地的资源开发必须得到他们的共识，不能用行政命令对他们进行拆迁或转移。即使是本国企业，在勘探和开采过程中也经常花很多时间、精力和财力跟这些社区沟通，万一条件谈不拢，项目拖上三五年的实例并非个别。加拿大阿尔伯塔省通往英属哥伦比亚省太平洋(601099,股吧)西岸的输油管道“北方门户”迟迟不动工，钱不是问题，中石油也有意参与，主要原因是环保和原著居民问题始终未能厘清。
　　最后是资源开发与社区共同发展的理念。这是最容易被忽视，也不好把握的因素。欧美大型矿企主导了全球大多数著名矿区的资源开发秩序，形成了既定的游戏规则，部分体现在注重环保、兼顾东道国利益和促进东道国社区进步的矿业发展机制。这些矿企提倡有取有舍，善于占领舆论和道德制高点，出钱出力，试图洗刷西方国家在欠发达地区只顾掠夺不顾回报的“殖民者”恶名，树立共同开发、共赢互惠的新形象。对于这种努力或进步，如果视而不见，容易在东道国民众舆论中成为众矢之的。

　　对策与建议
　　中国工业化进程刚过半，城镇化进入新阶段，以中国经济巨大的总量，未来30年内对资源的需求仍将十分强劲，甚至会呈现跟其他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西方发达国家“二次工业化”争食资源的局面。未来中国海外找矿之路怎样才能走得更坦荡一些？基于过去30年尤其是近10年的历程，有一些经验和教训是值得吸取和借鉴的。
　　首先，尊重国际矿业投资游戏规则，注重人文因素和社区建设。在很多国家，尤其是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北欧等成熟市场，社会理念早已超越“金钱万能”的阶段，中国投资者不论资金实力有多雄厚，都必须沉下心来研究游戏规则，用多赢的心态对待投资目标国民众和社区。这些年，笔者经常参加国际矿业会展如世界矿业大会（PDAC）等，前来参展和观摩中国投资者每次都达数百人，但是笔者发现，他们往往对矿区潜力的讨论十分积极，但在类似可持续发展、环保和人文等话题的讨论会上，座无虚席中鲜有中国人面孔。其实这些讨论会是理解世界各国矿业投资软环境、了解游戏规则和东道国民众心理倾向的良机。
　　如果真正理解了游戏规则，至少在行动细节上自然就可以避免一些为投资东道国民众所不适应的宣传口号，比如“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资源保障”、“以贯彻国家的能源战略为己任”等，而不被西方政客抓住把柄。不要轻易把企业行为习惯性地上升为对国家负责的高度，也不要过于高调和张扬，这样在对外打交道时会主动很多。中国企业在这些细节上吃的亏真不少。
　　此外，在获取利益的同时注意适当反哺社区。相比之下，欧美矿企在多方面已做得比较成熟。它们虽然跟投资东道国政府有很好的关系，甚至能够参与制定游戏规则，但仍不吝在当地社区建设方面投入真金白银，值得中国企业借鉴。
　　第二，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海外找矿信息共享与咨询平台，培育有影响的、中资背景的海外资源投资财务顾问。中国每年海外找矿的企业不下千家，除了国企有一定的信息收集和分析能力以外，大多数民企尤其是高端个人投资者缺乏足够的信息，也无从获得有针对性的咨询服务。客观上，需要有一个资源共享的全国性信息平台，支持大家协同出海。上世纪60年代，日本设立了三个大型的国际矿业信息情报中心，“作战地图”在胸，有力支持了日本后来的海外资源收购战略。
　　中国每年海外矿业投资数百亿元，却没有一家有影响力的中资背景的咨询机构。这种格局使得中方在定价、技术研判方面过多倚重西方机构，效果经常不如人意。2009年，中铝投资力拓，境外聘请的财务顾问是黑石集团、摩根大通和野村证券等三家，这些机构均未尽责，签署了对中铝不平等、但对力拓却是必赢的合约，这是中铝最后收购失败的技术性原因。因此，有必要建立若干个实力雄厚的国际矿业咨询机构，由中方控股，在全球寻找优秀的地质专家、采矿工程师、法律专家和税务财会专家，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
　　第三，进行充分的尽职调查。由于地域、法律和文化差异，境外矿业投资风险颇多。有些中资机构宁可把大把大把地钱花在排场上，而不愿意把钱花在聘请境外高端地质和法律专家身上。须知即使有NI43-101和JORC等储量报告，技术风险仍不能完全规避。根据多伦多交易所2013年8月的统计，在已经公开披露的NI43-101报告中，有将近两成是不符合标准的，因此深入的尽职调查绝不可少。有一个加拿大专家曾跟笔者表示：“什么时候中国投资者舍得给顶级专家每小时1000美元的咨询费，中国海外矿业投资的风险就小多了，成功率也大多了。”
　　国外尽职调查的深浅程度可以由客户决定。一些机构出于节省费用的考虑减少尽职调查项目，结果容易为日后的运营带来麻烦。事实上，从项目启动到开采运营的每一个环节，都可能隐藏着风险。这些风险包括东道国矿业和外商投资法规、东道国勘探和开发招投标对外资的政策、东道国对用工和物流控制的规定、矿权许可证有效性和延期或收回的规定；公司可能未公开的补偿或赔偿协议；矿权归属登记的瑕疵等等。省这个钱真的不值得。
　　作者系加拿大亿天矿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总裁。吕晨兴、卢夏杰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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