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向哪里
　　30年间，中国海外矿业投资共涉及62个国家，有一定集中度；投资案超过5起的国家虽然不到20个，却占了总成交案例的72%以上。在所有国家中，加拿大是主要东道国。2002年以来，中国企业在加拿大完成的收购（含全资收购、控股和参股投资）案例共66起，占总投资收购数量的23.4%（图2），其中，国企投资45起，民营企业21起。澳大利亚则位居第二，总共52起，其中，国企42起，民企10起。
　　周边邻国也不乏中国企业海外找矿的足迹。以东南亚为例，12年来中国企业在越南进行10起投资收购案例，绝大部分由民企主导，80%为全资收购或控股投资，不过规模都较小，平均每个案例投资额为105万美元。蒙古一度是中国企业家“淘金”的热点，不过这种热情经常被当地多变的政策环境浇灭，除一些民企有所斩获外，国企在这个国家的资源投资总体进展不大。

　　投了多少
　　我们对海外资源投资金额分布的统计结果表明，单个投资在1-10亿美元的案例最多，占39%；其次是10-200亿美元，占21%（图3）。后者主要以国企发起的大型或超大型能源收购为主。如中海油收购加拿大能源公司尼克森，耗资151亿美元，创中国对外收购史上投资额之最。其次是中石油以42亿美元收购意大利埃尼集团（ENI）运营的东非莫桑比克项目20%的权益，为中国对外最大的天然气投资案。

　　买了什么
　　在投资品种方面，中国海外资源投资显示出很强的选择性。包括石油、天然气、油砂和煤炭在内的能源类比重最大，共73宗，占投资总数的22.5%（图4）。由“三桶油”主导这些能源收购，并非完全出于单个企业或部门经济利益的考虑，也为保障中国能源安全的选择。在煤矿的海外收购中，最为活跃的当属兖矿集团，其收购在成功案例数量中占了将近一半，在投资资金比例上则占了40%以上。除了能源类之外，对铁矿石和铜矿投资的比重也较大，收购案例分别为45宗和36宗。海外找矿的品种选择，反映了中国真实的资源需求和不同资源的稀缺程度。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企业对金银贵金属矿的收购也占了投资案总数的12.7%。主力军是中投、紫金矿业(601899,股吧)、山东黄金(600547,股吧)、中金集团和招金矿业等五家，占全部海外金矿收购数量的60%。其中，仅紫金矿业一家就占了收购总数的30%。紫金矿业的核心资产紫金山金矿虽说是国内最大的单体金矿，但是随着不断开采，品位已经下降至每吨0.35克，而目前海外收购的金矿品位都在每吨3.76克以上，国内外资源的互补性不言而喻。

　　风险与障碍
　　海外投资由于跨地域跨文化，具有特殊的风险性。回顾中国海外资源投资30年，可以发现，国企和民企所面临的风险和障碍有共性也有差异。最大的共性体现在技术、人文和游戏规则层面，而差异主要是政治风险，来自投资东道国社会和决策机构对中国国企身上行政与政治元素的揣测。

       技术风险
　　今天人们所采掘的矿物资源是几十亿年前地球逐渐冷却、岩浆外溢时形成的，因此，找矿无异于寻找上帝的密码，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资源矿业投资因此是一项高风险业务，最常见的是实际储量与推测储量不符，找到矿开不出来，采到矿运不出去。在项目储量风险方面，我们曾根据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和英国资本市场127家矿业勘探公司披露的信息，对相关公司进行时间跨度为5年的研究，发现有23家公司最终的储量和品位优于早前披露的数据，17家的逊于预期，46家无明显变化，另外的41家勘探作业少或勘探结果披露不及时。
　　实际与预期不符，很多情况下确实是技术求证的结果，有客观原因。2008年，中国与刚果签订了“资源换项目计划”，刚果承诺转让一座铜矿的采矿权给由中国水利水电、中国中铁(601390,股吧)和刚果矿工采矿总会合资成立的华刚矿业。这个项目总投资为60亿美元，其中一半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另一半用于矿产资源开发。当时推测储量有约1000万吨铜，但2013年刚果官员承认，实际探明资源量680万吨，比预期储量少了1/3。如果属实，相当于跟预期相比，中方的潜在资产价值缩水了20亿美元。
　　矿业投资的高风险、高收益属性也诱使极少数人铤而走险，不惜造假和欺诈，投资者有时要跟假样本、假勘探、假数据和假报告作斗争。比较典型的案例是1997年加拿大布雷·埃克斯有限公司（Bre-X）的造假行为。该公司声称在印尼布桑金矿发现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储量，其实是在岩芯样本中掺入金屑，不明真相的投资者追捧其股票，最终血本无归。这一事件令加拿大监管部门痛定思痛，并直接促使了其2001年国家标准的颁布，即著名的NI43-101报告。今天，这份标准跟澳大利亚的JORC报告和南非的SAMREC报告一起，构成了全球最权威的资源勘探和储量的报告体系。
　　勘探和资源量的确定只是矿业投资的第一步。第二步是采掘、精炼、环保技术论证，以及用水、用电和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哪一个环节出问题或不经济，都可能导致前功尽弃。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有一座中资控股的多金属矿，投资了1亿多加元，储量和品位都没有问题，最后发现采掘成本和基础设施建设成本远远高于预算。当初谈判的注意力完全放在矿本身的品质上，认为只要是好矿就值得投资。想不到短短几年间各种设备、物料和人工成本飞速上涨，这些附加成本摊下来，开采多少就亏多少，骑虎难下，说不定得等下一个经济周期金属价格上涨时才有开采价值了。2009年，中国有色矿业集团决定终止收购澳大利亚稀土生产商里纳斯（Lynas）控股权的交易，也是因为澳大利亚政府的要求太苛刻，环保等各种附加成本太高，中色难以接受。
　　储量确认和技术论证之后，最后一个环节是交易，这是整个投资的临门一脚，其财务与金融风险不可不防。当年中铝195亿美元洽购力拓失败，除政治原因外，还有投资协议不合理的因素。当时中铝和力拓签订的是可转债和战略联盟投资协议，对力拓单方有利，而对中铝而言则十分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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