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

小时候，一冬要下好几场雪，一场未消，一场又落，漫长的冬天仿佛被冰雪锁住。冬天，下沟挑水最是艰难，井台像一个冰池，原本方方的井口，被四周隆起的冰挤压成深邃的一只黑眼睛，幽幽地望着天。往上吊水特别费劲儿，人倒桶滚是常有的事。母亲清晨的第一件事必是去挑水。有时母亲挑水好半天不回来，我虽眯着眼，耳朵却一直支棱着，直到扁担声由远及近。等母亲一进门，便迫不及待地问：“没摔跤吧？”然后掀起被角，让母亲冰凉的手伸进来暖一暖。

又一年大雪纷扬而至时，我们长大了。清晨推开门，整个大地披着无瑕的白纱，院子里玉树琼枝，漂亮极了。墙根底的那扇石磨，俨然成了一个墩实的胖雪人了。我们淘气地先在洁白的院子里走出一串串自己的脚印，然后才执起扫把，从家门扫到茅房，再扫到大门，接着扫到爷爷家、伯伯家，一直扫到自己最想去的人家门前。我们一边扫路，一边在路旁扫出“二妮扫路”“开路先锋狗娃”等字样，当与另一个扫雪伙伴“会师”时，便在交汇点的雪地写下“小花小虎胜利会合”。这些稚拙的字常常会引来大人们会心一笑。路扫通了，才开始自由玩耍。堆雪人，是一项富于“戏剧性”的集体劳动，通常先堆出胖墩墩的身子，接着拢出腿、脚、胳膊、手，最后才是那颗圆圆的脑袋。我们跑回家向大人讨要几颗红枣、红豆、玉米粒，做眼睛、鼻子和牙齿，再到柴房抽几根干草绕一个草帽给戴上，最后掏出手绢或解下红领巾给雪人围上。一排雪人立起，有的憨态可掬，有的怪模怪样，有的甚至鼻歪嘴斜，大家或互粉或相讥，嘻嘻哈哈、吵吵嚷嚷。乡里下雪的日子通常不用上学，我们能任性地在银白的天地里疯玩一天。

那时候的冬天，特别寒冷，是那种纯粹的、彻头彻尾的冷，冻得手脚难展。小孩子的活儿就是拾柴禾。干树皮、枣树枝、朽木截子，在我的眼里都十分金贵，一根一截儿码得整整齐齐，筐子就格外能盛。柴房里的柴堆一天高过一天，通常我们拾的柴禾够一冬天生火用，温暖着一家人的冬天，蒸煮着全家人的粗茶淡饭。天寒地冻中，我们对家分外眷恋。放学后，一路小跑冲进家门，爬上热炕，等母亲的饭出锅。冬天里，母亲常把窑里烧得热气翻腾，暖暖融融。冻僵了的手脚，进屋一会儿就舒展了。

那时候的冬天，夜特别长，母亲就扯出一半当白天使。每当我们半夜起夜，母亲便也摸索着穿上棉袄，把被子围在腰间，坐在我们脚边，开始做针线活。母亲纳鞋底的声音，是我幼年最早熟识的“音乐”。那匀称而富有韧性的节奏，带给我无可替代的安全感与幸福感。

再过一些日子，我们开始盼着放寒假，盼着父亲回家。父亲一回家，母亲的脸庞便泛起暖色的光泽，大烩菜里也会多几片肉。隔上几天，母亲还会做一锅骨头炖萝卜，蒸几碗稀罕的大米饭，那是冬天里最令人垂涎的美味。饭后，一家人围坐在热炕头，我们几个小孩子缠着父亲讲故事。

有一年冬天，父亲的朋友带来一个俊朗小伙，看似和父亲拉话，目光却时不时往我这边瞟。自那天起，他天天来我家看电视。他摘下的虎头帽子像个小蒸笼，散发出热扑扑的气息，登时让屋里又添了几分暖意。他很勤快，常主动起身去院子里的炭仓端回一盆炭，添进炉子里，炉火呼呼窜起欢快的火苗。慢慢地，看完电视，我会送他出门，一直送到坡下。一天，他突然转身说：“嫁给我好吗？”我扭头往家跑，脚下踢踏作响，溅起一路细碎的雪珠儿。

婚后，我们聚少离多，干地质的他，总有出不完的野外。到了冬天，我总盼着别再下雪，生怕风雪阻挡了他的归程。我天天把小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煤块码得整整齐齐，炉子烧得热热乎乎。我夜夜围着火炉，照着书上的图案给他织毛衣和背心。我的注意力却在窗外的马路上，只要楼下有刹车声，便会扑到窗前张望。N次失望过后，终于迎来了那熟悉而笃定的敲门声，和相随的暖。

那时候的冬天，有雪，有爱，有温暖，有盼望，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