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文物大迁移:冒炮火水路并进 辗转万里

2015年09月26日 11:53 3371次浏览 来源:   分类: 金属器皿

导读:  20世纪30年代,日寇侵华, 抗战爆发,为了保护国宝,故宫博物院开始了举世闻名的“文物万里大迁徙”。

 G9fU-fxieymv7643716

  文物大迁徙

  20世纪30年代,日寇侵华, 抗战爆发,为了保护国宝,故宫博物院开始了举世闻名的“文物万里大迁徙”。大迁徙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中进行,上面有日寇飞机的空袭,背后又有日军大炮机关枪 的追击。从1933年到1944年,故宫1.3万多箱书画、青铜器、瓷器、玉器精品及古籍善本图书历经11年、行程万余里,一迁上海、二迁南京、三迁西南 大后方,每一次迁徙都惊心动魄。在日寇侵华期间,全中国文物损失惨重,但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却无大的损失,这是世界文物史上的一大奇迹。

  1933年1月,榆关(山海关)突然遭日军有预谋的火力攻击,激战三日后,日军占领榆关。继一年前失去东北全境之后,此役华北屏障尽失,举国震动。日军入关后北平危在旦夕,故宫博物院经国民政府授意,将数十万件珍贵文物装箱,开始了浩大而漫长的迁徙之旅。

  从 北平到南京、上海、郑州、西安、成都、重庆、桂林……一直到四川乐山和贵州的安顺,这次动用了极大物力人力全国统筹的行动,极其周密细致,历经千山万水和 敌机轰炸,历时多年,损耗却微乎其微,这在当时堪称奇迹。据当时官方统计,自1931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被日本掠夺的文化财产有1879 箱,被抢文物不计其数,仅战后日本方面自己统计的数据就高达360万件。故宫文物作为中华文化遗产之精华,大迁移的历史意义可谓重大。

  迁徙之因

  日军侵占东北北平告急筹谋南迁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平津震动。

  北平危在旦夕,故宫博物院酝酿着迁离北平,时任院长易培基命令属下职员开始搬迁的前期准备。

  台湾现在的“故宫博物院”网站上,记录了这一段历史:平津局势动荡,华北告急,故宫未雨绸谬,择院藏文物菁华者装箱储置,为文物南迁避难预作准备。

  经历过圆明园浩劫之后,易培基认为,这些珍贵文物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命脉,经受不起侵略者洗劫的冲击。

  故宫文物为何受到如此重视?

  国立故宫博物院的收藏,来自宋、元、明、清四朝宫中珍藏,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均是顶级。清朝崩解后,根据退位协议爱新觉罗氏帝裔依旧保留了紫禁城内的特权,但此间陆续曝出故宫文物陆续被宫中皇族和太监们私下变卖的丑闻。

  1925年,冯玉祥进京,将溥仪逐出紫禁城,同年开始清点宫中文物,并设立故宫博物院,易培基被任命为首任院长。

  但易培基和他的同事们从未想到,故宫博物院成立不到十年,就要面临日本侵略者迅速逼近的威胁,而大批国宝内迁的艰险之路也才刚刚开始。

  文物抢运计划直至1933年初仍未能正式实施。其间,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一直在进行整理、挑选、装箱的工作。为防止文物途中破损,装箱是个相当重要的技术活。古籍文献等相对好包装,而瓷器、玉器、青铜器等易碎易变形文物就需要特别小心。

  故 宫为此专门请来了琉璃厂的老古玩商传授包装技术,又仔细观察江西景德镇运送瓷器时的捆扎方法。每件国宝均以数层纸张包裹,外面再用草绳层层缠紧,依次装箱 后,在空隙间塞满棉花,然后钉箱盖,贴封条。为做到万无一失,故宫人特意买来许多普通瓷器反复作试验,确定无一损坏,才开始用这样的程序装箱。

  装了几箱之后,大家总结出了四字箴言“稳、准、隔、紧”。后来,整个南迁历时10余年,数十万件国宝历经波折,但受损的几乎没有。

  迁宝争议

  迁被指“逃跑”不迁又难保宋子文出马

  1935年,易培基电告当时南京的中央政府,正式提出国宝南迁以避不测的计划。国民政府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此提议,不过让易培基等人没想到的是,迁移国宝的主张引起从高层到北平地方强烈的反对声浪。

  主张南迁的声音认为,国土散失是一时的,迟早可以收复,但如果文物被毁于战争,则不可再生。况且这些文物并非属于一朝一代,而是整个中华民族古文明的结晶,如有不测,那将是千古罪责,无法向古人和后人交代。

  反对者则认为,北平面临日军南侵威胁,正是需要全体军民一心顽强固守的紧要时期,如果政府此时将故宫文物尽数运走,无疑是宣告国民政府即将放弃北平以及整个华北,对稳定民心和军心非常不利。

  国宝南迁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北平引发热议。大批市民学生走上街头,反对国宝南迁,打出横幅“文物南迁就是逃跑”。当时身为意见领袖的胡适先生,担忧体量巨大 庞杂的文物一旦迁移会造成散落四海难再复聚,他的思路是冀望通过国际监督干预来保障古文物安全。胡适提出三点理由:“第一,因在国际人士监视之下,未必有 人敢于破坏文化古物;第二,因故宫古物数量极巨,迁移并非易事,万一发生意外则责任谁负?第三,因余深知,在南京上海均无适当地方存储,非万不得已时,绝 不应轻易迁移。”

  舆论的反应让易培基坐立难安,而另一消息更是让他吓得魂不守舍:当时的北平政务委员会就故宫文物保护问题召开一个 会议,会上非但没解决文物如何保护的问题,反而通过三项决议,其中一项竟是“呈请中央拍卖故宫古物,购飞机500架”。得到消息后易培基马上向当时北平最 有实权的陆海空军副司令张学良发电报,请他设法阻止。此后,国民政府在长期反复权衡利弊后,决定着手准备将北平的国宝进行大转移。当时的代理行政院院长宋 子文作出决定,将国宝转移到当时看上去相对安全的上海。

  得知国宝确定南迁的消息后,故宫博物院职员先后接到多次威胁电话,甚至有人声称要炸掉南迁的车辆,易培基无奈中再度向南京方面请示,宋子文亲自致电北平方面,北平警方秘密逮捕了反对南迁最为激进的代表周肇祥,周被关押十日,直至确认国宝分批转移出北平才释放。

  暂安江南

  军警护送文物出京城5批运抵南京

  1933 年2月5日晚间,北平全城戒严,故宫博物院的1万多箱文物从神武门广场出发,军队护送几十辆板车前往火车站,沿途军警林立,街上除了板车疾驰的辘辘声,听 不到一点别的声音。次日清晨,两列火车从北平西站出发,开往浦口。18节车厢上装着长三尺、宽、高各一尺半,分别编号并贴着封条的2000口木箱。木箱里 除了故宫的珍贵文献、书画、档案珍本外,还包括无价之宝———全套文渊阁《四库全书》。

  这次迁移被国民政府列为极高的准军事机密,列车开动后,沿途有各地方军队保护,车顶四周架起机关枪,车内遍布持枪宪兵警卫。此外张学良还派出骑兵随车护卫。全线除特别快车外,其余列车都要让道给文物列车先行。

  到达浦口后,却发现没有合适存储文物的地方,在火车上滞留一月后,转运至上海天主堂街仁济医院及四川路业广公司内,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随之成立。此后,又有包括瓷器、玉器、青铜器、书画、文献、档案等文物陆续运到上海。

  在 易培基的督办下,至1933年5月,故宫博物院数十万件珍贵文物先后分4批运出北平。不过到第五批即将运走前,易培基被政敌举报涉嫌“监守自盗”私吞故宫 文物,随后被查封财产进行调查,易培基愤而辞职。他主导的故宫时代结束,故宫文物的迁出也随之停止(事后被证明易培基清白,但此时易培基早已病逝上海)。

  1934 年2月,国民政府颁布《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暂行组织条例》,故宫改隶属行政院,马衡为院长,随后开始清点运输到上海及留在北平的文物。清点出到达上海的文 物总共5批合计19557箱。这批文物在上海保存,其间还挑选了80箱精华,前往英国举办“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博览会”,轰动一时。

  1936年11月,国民政府在南京朝天宫建成库房,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次月文物分作5批运抵南京。不料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8月上海沦陷,南京危在旦夕,文物不得不继续往内陆迁移。

  三路西迁

  离南京冒着炮火水陆并进终抵大西南

  南京沦陷之前,国民政府已经迁都重庆,因南京危急来不及同时转运这些大批量的文物,遂决定故宫人员分三队沿着北中南三路运往后方。

  第一批西迁的文物,走的是所谓南路:路径是走水路到汉口,最后一路随着战事的恶化,辗转到湖南大学图书馆、贵州安顺的华严洞。

  1937年8月14日,招商局“建国轮”装上首批西迁文物80余箱(主要包括曾送往伦敦展览的精品)由南京水路运至汉口,然后转汽车抵长沙,存放在湖南大学图书馆的地下室。因长沙随后遭遇敌机频繁轰炸,国宝再度经湘西、桂林,一路辗转到贵州。

  1938年1月车到贵阳,11月文物转移到更为安全的安顺华严洞储存,并成立故宫博物院驻安顺办事处。1939年4月13日,南京古物保存所文物5箱计有秦汉古剑等珍贵文物118件也移藏华严洞。

  第二批文物离开,已到了千钧一发的最后时刻。此时是1937年11月,日军已经开始攻城,防御陷入混乱的南京岌岌可危。在当时政府机构一团乱麻的时候文物迁移困难重重,时任中国人权协会理事长的杭立武在关键时刻出现。

  杭 立武,原本和故宫并无渊源。他曾在南京陷落前设立难民区,南京市长遂找到他准备将故宫文物划入难民区保管,杭立武觉得不妥,随即向军方高层反映,此时日军 已兵临城下,城内一片混乱,杭立武意外直接得到蒋介石批复,临危受命成为文化抢救负责人。杭立武全心负责国宝迁出事宜,在日军破城前夕的混乱中辗转找到一 艘英国商船,将2000多箱文物装船运离。此后,杭立武一直担任故宫文物回迁和迁台各项工作的负责人。

  1937年11月,第二批西迁文物由南京沿江先运到汉口,后运到宜昌,再分批倒换小轮船,于1938年5月运到重庆向家坡;1939年因重庆屡遭日军狂轰滥炸,中路文物先被转移到宜宾,至9月最终运抵乐山安谷乡大佛寺及六姓宗祠存放。

  另一路,是沿着火车从南京运往陕西,最终落脚在四川峨眉。

  1937 年12月,第三批西迁文物用火车从南京经郑州运往宝鸡的山洞里,在郑州火车站险遭日机轰炸,次年因潼关面临日军威胁,又运往汉中的文庙和褒城的祠堂。不久 后日军轰炸汉中,文物先转移到成都大慈寺,1939年最终运抵峨眉县的大佛寺和武庙存放。当时政府按照仅次于运军火的优先级别抽调了300多车次分段抢运 国宝,在严寒的冬季翻越积雪的秦岭,并多次用竹筏载运卡车渡过无桥的河流。

  与故宫国宝迁移同期,还有一些其他文物陆续西迁。 1937年11月18日,南京的国立中央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前身)筹备处也奉命西迁,院藏文物分水陆两路颠沛辗转,至1940年6月抵达四川宜宾的李庄安 顿下来;日军占领江浙并向西进犯后,河南博物馆存放在武汉的68箱文物也西迁重庆,存入刚从南京疏散至重庆的中央大学磁器口校舍。

  迁徙意义

  避免被掠夺也带来分散隔离文明传承不绝

  国宝迁徙事后来看,是颇为正确的决策。

  在抗战开始的前后50年间,从东北到内地,在日军大肆掠夺和破坏下,中国文物损失严重。当时国民政府的一份报告中说:“侵略我国敌军往往有擅长金石书画掌故目录之专家随行军中,凡敌蹄所及之处,彼等立即殚搜穷索。”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民政府专门成立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简称“清损会”),主持战时文物的清理和保护工作,据“清损会”不完全统计,战时全国被日军掠夺、损毁的书籍、字画、碑帖、古物等共计3607074件,损毁古迹741处。

  京都大学教授佐藤雄是一位研究日军在亚洲掠夺的专家。他曾在接受中国媒体访问时透露,整个二战期间,日本从中国掠夺的珍贵文物大约10万件,其他一般文物,数量大约几百万件,这也与中国官方之前发布的数据基本一致。

  为了避免被掠夺的迁徙也带来不可避免的文物分散与隔离,正如胡适当初所预料,文物一经失散,再难复聚。这些中华瑰宝,至今分隔两岸,但所幸都得到了精心照顾。

  学者段勇日前在《人民日报》撰文称:抗战胜利后,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大迁徙的国宝分藏于海峡两岸多家博物馆的格局,分散多处是一种遗憾,但另一方面也起到了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的特殊纽带作用。

  大江大海

  国民党分批运国宝至台湾一散何时再聚首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分散在安顺、峨眉、乐山的文物又集中到了重庆,等待长江水涨,能行大船,“即从巴峡穿巫峡”,越长江三峡运回南京。

  1947年12月9日,凝聚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之魂的国之瑰宝终于回到了南京朝天宫。第二年春天,第一次文物展揭幕,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欣赏这批历经战火却毫发无损的国宝。

  1948年春天,中央博物院第一期工程在南京中山门内半山园竣工,故宫文物也得以存放保管。5月28日中央博物院联合故宫博物院开办大型展览,吸引几十万人参观,次日蒋介石也在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的陪同下来到展场,并在司母戊大方鼎前停留了许久。

  那时候谁也没想到,这些颠沛流离辗转万里的国宝来不及喘息,又要开始一段与故土分离的命运。1948年中,解放军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南京的国民政府眼看颓势已成,国宝转移提上日程,这次的目的地则是远离大陆的台湾。

  1948 年11月10日,翁文灏、朱家骅、王世杰、傅斯年、徐鸿宝、李济、蒋复璁和杭立武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会谈并形成了三条决议:一、故宫文物迅速迁台;二、中 央图书馆的藏书和文物一并迁台;三、中央研究院历史评议研究所的图书与文物也一起迁台。当年12月21日,国民党海军“中鼎”号运输舰悄然驶进南京下关码 头装运国宝。登船时,大批的海军眷属闻讯赶来,蜂拥挤满了中鼎轮,岸边装箱等候的文物则无法上船,甚至不得不让海军总司令桂永清赶到现场劝说后,大家才让 出轮船。

  接着,第二批文物被挑选出来运往台湾,这是迁台文物中最多的一批,共计3502箱。不仅有宋元瓷器精品和存在南京的全部青铜器,还包括故宫典藏的真皮全套文渊阁《四库全书》。1949年1月9日,第二批文物到达基隆,12日被运往台中糖厂仓库。

  1949年1月28日,解放军进入南京指日可待,第三批留在下关码头的2000箱文物也开始装船,不料焦急的海军眷属再度占满船舱,几经协调才挤下了2000箱中的1248箱,剩下的得以留存大陆。

  在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几次接到南京当局行政院和杭立武的催促,欲将故宫的重要文物迁走,但与国宝一起经历了千里转辗经历的马衡此时选择留下,再三推诿,直到解放军将北京各出路封锁包围。

  1949 年1月14日,马衡致函杭立武,信中写道:“嗣贱恙渐痊而北平战起,承中央派机来接,而医生嘱勿乘机,只得谨遵医嘱,暂不离平。”对于文物迁台事件,他更 作了明确的表态:“窃恐爱护文物之初心转增损失之程度。前得分院来电,谓三批即末批,闻之稍慰,今闻又将有四批,不知是否确实。弟所希望者三批即末批,以 后不再续运。”道不同不相为谋,两人从此分道扬镳。

  这一年,河南和重庆的部分典藏文物,也被飞机运往台湾。不过因为战时仓促,这些文物并未被全数运走。

  文物西迁路线

  一路:南京→汉口→长沙→贵阳→安顺

  1937年8月14日,“建国轮”装上首批西迁文物80余箱由南京水路运至汉口,然后转汽车抵长沙,存放在湖南大学图书馆的地下室。因长沙随后遭遇敌机频繁轰炸,国宝再度经湘西、桂林,一路辗转到贵州。

  1938年1月车到贵阳,11月文物转移到更为安全的安顺华严洞储存。

  1939年4月13日,南京文物保存所文物5箱也移藏华严洞。

  二路:南京→汉口→宜昌→重庆→宜宾→乐山

  1937年11月,第二批西迁古物由南京沿江先运到汉口,后运到宜昌,再分批倒换小轮船,于1938年5月运到重庆向家坡。

  1939年因重庆屡遭日军狂轰滥炸,中路文物先被转移到宜宾,至9月最终运抵乐山安谷乡大佛寺及六姓宗祠存放。

  三路:南京→西安→宝鸡→汉中→成都→峨眉

  1937年12月,第三批西迁古物用火车从南京运往宝鸡的山洞。

  1937年因潼关面临日军威胁,又运往汉中的文庙和褒城的祠堂。不久后日军轰炸汉中,文物先转移到成都大慈寺,1939年最终运抵峨眉县的大佛寺和武庙存放。

  其他西迁文物

  1937年11月18日,南京的国立中央博物院文物分水陆两路,至1940年6月抵达四川宜宾的李庄安顿下来;日军占领江浙并向西进犯后,河南博物馆存放在武汉的68箱文物也西迁重庆,存入刚从南京疏散至重庆的中央大学磁器口校舍。

责任编辑:陈鑫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登录中国有色网:www.cnmn.com.cn了解更多信息。

中国有色网声明:本网所有内容的版权均属于作者或页面内声明的版权人。
凡注明文章来源为“中国有色金属报”或 “中国有色网”的文章,均为中国有色网原创或者是合作机构授权同意发布的文章。
如需转载,转载方必须与中国有色网( 邮件:mqk@cnmn.com.cn 或 电话:010-63971479)联系,签署授权协议,取得转载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中国有色网或非中国有色金属报)”的文章,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构成投资建议,仅供读者参考。
若据本文章操作,所有后果读者自负,中国有色网概不负任何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