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针对此种情况，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祁斌：对此，我们应该善用资本之手推动全方位经济转型。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全方位的，包括传统产业的整合和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从外需为主转向内外需平衡发展，加快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从沿海经济拉动转向加快中西部发展速度，从关注经济增长单一目标转向建设美丽中国等6个方面。要实现这样的全方位经济转型，资本市场应该发挥作用。
　　一是发展新兴产业需要借鉴硅谷模式。硅谷模式的成功在于创造了一个资本和科技无缝对接的机制。在这条狭长的山谷里，创业者能够找到他的第一笔风险投资，风险投资家能够找到他想投资的技术。在硅谷崛起的过程中，美国政府所发挥的作用就是，创造一个让各种创新要素，包括科技、资本、人才、专利等自由结合的环境。
　　近年来，我国光伏高科技产业失败的鲜活例子，让我们进一步看到，无论是战略型新兴产业，还是高科技产业，通过行政之手去过度干预的发展方式是非常危险的。
　　二是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广大中小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而我国大量中小企业面临着从正规渠道融资难的问题。银行的金融属性是风险规避型，一方面政策鼓励银行向中小企业倾斜贷款，另一方面银行又面临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收益不对称问题。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的风险收益不对称问题？答案是，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三是社会保障体系与资本市场的良性互动。此次欧债危机中的希腊，就是因为养老体系出现问题而导致国家破产。我国要吸取希腊的教训，借鉴国际经验，建立起第二支柱，让大家不断积累资金的同时，通过股市、债市、VC、PE、房地产基金等组合投资，寻求相对稳健的回报，通过专业投资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四是资本市场化成为城镇化背后的推手。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城镇化是中国最大的潜力。我国目前的城镇化率为52%，而发达国家平均为70%。根据统计，城镇化率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对应将有1000多万人口进城，对应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为1万亿元。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预测，中国未来20年～30年的城镇化过程中需要的基础设施融资额为30万亿元～35万亿元，这些投融资需求需要大力发展资产支持证券产品和市政债产品。这在客观上为资本市场发展提供了空间。
　　五是中国经济“走出去”。随着我国经济国际化的步伐加快，每年我国企业在海外参与并购的有六七百起，试图并购的有1万多起，但是大部分没有成功。这与我国金融服务不完善有关。美国通用和福特走向全球的时候，美林和高盛跟着“走出去”，为其提供财务顾问、资信、定价策略等，也因而成长为真正的国际投行。相比而言，我国证券服务业的服务能力有限，竞争力远远不够。在吉利收购沃尔沃时，为其提供服务的前三家机构分别是高盛、工商银行和大庆油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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