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全球经济走势的影响，这两年全球的矿业市场表现得并不如以往出色。虽说我国一直在大力推行“走出去”找矿战略，但这两年中国企业的对外矿业投资，无论是投资额还是投资案例数，都有了较大幅度下降。究竟中国企业面临着什么样的投资环境？笔者借本文对东南亚地区的矿业投资环境进行梳理。
　　之所以研究东南亚地区的矿业投资环境，有两个原因：一是东南亚地区在地理位置上对我国来说很重要——无论是陆地上的毗连性还是航海路线上的关键性都不容忽视；第二个原因是，笔者曾参与到中国矿业联合会组织的大型课题《我国矿山企业境外投资地质找矿分析》的研究中，并负责“亚洲及周边重点国家矿业法律情况分析”部分。笔者及所在团队对印尼、老挝、菲律宾、柬埔寨等几个东南亚国家的矿业投资领域的法律、法规进行过系统研究。
　　首先，要关注政治环境。政治环境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政局稳定情况、政府贪腐程度等因素。东南亚国家多数属于单一制国家，只有少数国家如马来西亚属于联邦制国家。政体的不同会导致矿业权管理归属的不同。一般单一制国家矿业权的主要管理机构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起到配合、辅助管理的作用；而属于联邦制国家的马来西亚，主要矿产资源则处于州政府的管理之下。
　　对外投资不能仅考虑一个国家的资源潜力，还需要特别考量其中潜在的政治风险。比如，近几年来，菲律宾的武装分子劫持人质事件频发；缅甸近年来发生了多次反政府的动乱。在类似国家投资要特别注重安全问题。
　　其次，需要关注法规与政策环境。法律规定基本上决定了一国的矿业体系结构，如矿业权的获取、各种税金的缴纳，以及运营过程中的劳工、环保等各项问题。
　　以菲律宾为例，1995年颁布了《菲律宾矿业法》，1996年颁布了《菲律宾矿业法实施细则的规定》修正案，之后又有多次调整；直到2004年12月，菲律宾高等法院才通过一项判决，允许外资公司持有本国矿产项目最多100％的股权，为外资进入菲律宾矿业领域打开了通道。又如马来西亚，法律规定州政府负责对本州矿权进行管理，主要法律依据是1994年的《矿产资源开发法》和州的矿产法令。州政府设有矿产资源委员会具体负责矿权的审批。
　　这些都是关于一国矿业权体系的基本框架性规定。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一些东南亚重要国家矿业立法和政策发生了较大变化，对其矿业投资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如越南政府规定：对于年产100万吨氧化铝以上规模的项目，及2010年后设立的铝冶炼项目，外商只能采用合资合作的方式参与投资，而且必须由越方控股。这些项目，将由越南企业牵头，与外方合作伙伴合作对矿区的储量进行勘探和评估。再比如，印度尼西亚2009年颁布了新《矿业法》，取代了1967年颁布的原《矿业法》。新法将旧法的矿业权合同制度变更为政府颁发矿业许可证的制度，同时要求获得矿业许可证的已生产企业，在国内冶炼加工其矿产品，并且，新法还增加了一项10%的附加税。2012年，印尼还颁布了禁止出口矿物原料的部长法规，以及“剥夺”外国矿业投资者至少51%的股权的规定等。
　　以上这些变化其实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矿业投资目标国均加强了对本国矿产资源的控制——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对企业股权性质的控制；二是增加本国在矿产开发中的经济收益。东南亚国家具有不错的资源禀赋，在早期的开发中，政府管理比较松散，获得的经济利益也比较有限。如今，这些国家逐步加强对资源的控制其实不难理解，但这对境外投资者而言自然不是利好。正如一位学者评价的那样，“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资源民族主义’阵营，通过限制部分矿种和矿业权的外商投资、不允许外商投资企业控股、政府强行参与股权、提高权利金、禁止矿石或初加工矿产品出口等多种方式，限制外商投资。”
　　越来越多的政府干预将成为跨国矿业投资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社区问题也已成为我们必须关注的一个重点。
　　中国企业往往习惯了与政府打交道，而忽略了矿产资源所在地民众的诉求，这已经让不少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吃了大苦头。
　　还以菲律宾为例，在矿产勘查许可证的审批中，有一个环节是需要得到村庄顾问和原住民委员会的批准，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地民众意见的重要性。其实在很多国家，地方政府、部族和社会团体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反采矿情绪，如何让当地民众获得切实的好处并化解他们对利益分配、环境保护等问题的顾虑，在投资运营过程中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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