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际环发事业的积极影响与我国环保的主动实践
　　我国推进环境保护的鲜明做法，就是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既参与国际环发领域的合作与治理，又根据国内新形势新任务及时出台加强环境保护的战略举措。1972年联合国首次人类环境会议、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2002年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和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为我国加强环境保护提供了重要借鉴和外部条件。我国环境保护大致可以分为5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2年召开人类环境会议时，我国正处于左倾社会主义思潮当中，当时的观点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社会主义没有污染”，“说社会主义有污染是对社会主义的污蔑”，我国不准备派代表参加。周恩来总理首先看到了污染的严重性，他强调不能将环境问题看成是小事，不要认为不要紧，不要再等了。在周总理的指示下，我国派出代表团参加了人类环境会议。会议后不久，1973年8月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32字环保工作方针。
　　第二阶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这一时期，我国环境保护逐渐步入正轨。1983年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把保护环境确立为基本国策。1984年5月，国务院作出《关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环境保护开始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1988年设立国家环境保护局，成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地方政府也陆续成立环境保护机构。1989年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要积极推行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制、污染集中控制、限期治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排污收费制度等8项环境管理制度。同时，以1979年颁布试行、1989年正式实施的《环境保护法》为代表的环境法规体系初步建立，为开展环境治理奠定了法治基础。
　　第三阶段:从1992年到2002年。里约环发大会两个月之后，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国关于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十大对策》，把实施可持续发展确立为国家战略。1994年3月，我国政府率先制定实施《中国21世纪议程》。1996年，国务院召开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发布《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大力推进“一控双达标”(控制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工业污染源达标和重点城市的环境质量按功能区达标)工作，全面开展“三河”(淮河、海河、辽河)、“三湖”(太湖、滇池、巢湖)水污染防治，“两控区”(酸雨污染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大气污染防治、一市(北京市)、“一海”(渤海)(简称“33211”工程)的污染防治。启动了退耕还林、退耕还草、保护天然林等一系列生态保护重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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