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体制之矛攻体制之盾收效甚微
　　为了应对盲目投资和产能过剩问题，中央政府可谓绞尽脑汁、招数频出，大到宏观调控，小到窗口指导，但长期以来，总是走不出“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一些与政府投资相关的行业经常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现象。早在朱镕基任总理期间，他就强调要坚决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为了不让银行成为地方政府盲目投资的提款机，他推动金融改革，其主要目的是不让地方政府干预金融。比如1998年底央行打破行政区划设立九家大区行，实行垂直管理。同时，还建立了中央和地方财政的分税制，削弱地方政府的财权，目的主要也是为了遏制地方的投资冲动，让中央有能力来统筹规划、合理投资。但这些政策举措并不能根治体制性的产能过剩问题，原因在于，体制未变，变的只是体制内的权力再分配。如财权上收，地方就开展土地财政，银行融资困难，地方就变相发债。投资冲动不减当年，金融风险却在不断累积。
　　如果说过去的分税制改革是让中央得大头，有利于全国一盘棋，通过转移支付来实现均衡发展，那么，接下来可能实施的分税制调整是让地方得大头，有利于地方的事权和财权相对应？体制内部调整十几年一轮回，体制改革的尺度却没有多少突破。
　　这么多年下来，应对产能过剩的政策层出不穷，已经积累了很多案例，我们完全可以用这些案例进行政策效应评估。因为一项政策目标在推行过程中，存在执行难度，要考虑执行意愿，还要估计执行能力，即目标完成率=设定目标×难度系数×意愿率×执行力系数。按此公式，便容易解释，为何有些政策目标的完成率非常高，如奥运会、世博会，因为难度不大、意愿和执行力都很强；又有些目标如医改、养老金缺口弥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不仅完成难度大，而且地方政府执行意愿不强，同时，由于实现目标所需的改革成本和资金成本高昂也让地方政府望而却步。
　　更有一些中央政府应对地方投资过热或产能过剩而出台的政策，地方不但不去认真执行，还反其道而行之，即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例如，清理地方融资平台的政策早就开始实施了，但2012年的城投债（实际上就是地方政府债）发行总额约同比增长150%左右。再如，国家在对钢铁行业的政策上一直采取淘汰落后产能、鼓励收购兼并，但为何产能越限越多，而并购则少有发生呢？原因在于地方保护和政企不分。因此，不突破现有的体制框架和利益格局，那些优化资源配置、制止盲目投资的政策目标是很难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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