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调控、探索改革
　　察觉到反应过度带来的问题，我国政府在2010年中推出了一系列从紧措施，加强监管、政策转向。这其中包括：调整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实施更审慎的货币政策；2011年5月提出关于银行资本充足率、杠杆率、拨备率等新标准，以体现最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并在一些环节上比后者更加严格；除少数领域（如支农、中小企业贷款）外，整体上压缩了信贷规模；约束了信托公司与银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合作；集中打击了非法集资、庞氏骗局等“地下金融”活动（最受瞩目的当属“吴英案”）；规范了非银行机构提供的资金流转服务（如第三方支付平台）等。当然，这些举动并非没有争议，“管价格还是管货币”见仁见智。特别是今年以来，在国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经济下行的迹象已较明显，因此要求再次放松金融和财政政策的呼声甚嚣尘上，从中央到地方各种新版“N万亿”投资时有所闻。然而在笔者看来，面对时下的发展放缓，重复三四年前的悲催刺激政策实不可取，调控假如半途而废恐怕将来会留下更大的遗憾。
　　坚持审慎立场要抵御住许多现实诱惑。真正践行“科学发展观”，必须明辨利益集团背后的动机，认真检讨和改革以往的许多做法，甚至是短期看起来相当成功的做法。例如，高税费和垄断似乎增加了政府收入，却导致商品的高价低质，阻碍了产业进步。又如，购房置业的支出大部分以地价和税收的方式充实了政府的钱袋，但极大地挤压了民众的消费，加重生活负担，同时增加生产成本，削弱了竞争力。同样地，人为控制官方利率形成低成本的信贷资金，虽然过去有利于政府计划主导的项目建设，却扭曲了市场机制，造成资源浪费，并常为跨国公司所利用，事实上形成了对后者的补贴，更遑论大量存在的税收、土地优惠和劳工保护上的缺失。
　　金融危机给了所有人一个审视和重塑自己的机会。尽管道路注定将不会平坦，但各方已经意识到过去长期“靠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不应继续，“中国组装”、“中国制造”必须向“中国创造”、“中国服务”跨越，科学发展的主题以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线，业已明了。对于金融领域，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是进一步的方向，要更加信任和依靠民间的智慧与力量，而改革的重点在于打破垄断、促进竞争，放松管制，加强监管。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