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迷思与“次生伤害”
　　危机以来，我国总体上表现得较为稳健，甚至似曾有“风景这边独好”之势，于是出现了诸如“中国模式优越，不会遭受危机冲击”、“中国（企业或银行）将拯救（征服）世界”等论调。然而，冷静观察，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一方面， CDO、合成CDO、CDS等重创美国的金融衍生品确实没给我国造成大麻烦，而其原因恰是资产证券化才刚起步，受到重重制约。国内相关实践正式始于2005年，2007年国务院批复扩大试点，金融危机后直到最近实际上陷入停滞。如果说金融创新在美国属于过度，在中国则主要体现为发育不足。另一方面，事实上从上世纪末开始我国政府就采取了各种措施，帮助金融机构剥离处理不良资产、补充坏账准备。2004年初起，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国泰君安证券等一批重要机构更都接受过中央政府的巨额注资。某种意义上，金融机构“危机”在中国来得更早几年，而之前的应对使其到2008年时有着相对更好的准备。
　　即便如此，对于本次金融危机中国依然给予了超乎寻常的回应。其一，政府迅速推出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大批财政资助项目仓促上马。其二，银行海量放贷，2009年新增贷款9.6万亿，2010年7.95万亿，2011年7.47万亿，而相比之下，2008年只有4.9万亿。财政和金融的双管齐下，本意旨在防止经济过度滑坡，减低失业冲击，以“完善基础设施，增加内需，促进民生”的名义做出，但实际效果常常是加剧了产能过剩，助长了投机。因此，2009-10两年房价疯涨，物价（CPI）整体持续上窜的余波更延续至今，许多领域还出现了被批评家诟病的“国进民退”现象。
　　当然更为严重的影响是，针对危机的短期非常举措干扰了必要的结构性改革。中国面临着许多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例如房价问题，背后既有民众传统“购房置业”情结、缺少其他有效替代性投资渠道等原因，更主要的在于从中央到地方复杂的财政金融纠结。中央层面，出口战略下获取的外汇盈余由中央银行买入，由此不断释放出高能人民币基础货币，由于它们无法被及时足量对冲掉，货币供应的增长率大大超出了实体经济潜在增长率，而基于人民币持续升值的预期和热钱流入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个局面。地方层面，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财政在收入方面的分享比例显著上升，而大量的支出负担被下压到各级地方政府，同时由于后者缺乏有效的融资渠道和发债权，往往依赖“卖地”所得谋求发展，从而与房地产开发商形成利益共同体，对于中央政府“抑制房价过快上涨”、“限购”等政策比较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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