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环境约束加大带来挑战
　　资源压力较大集中体现在重要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在上升。全球新增的原油需求中国占了百分之七八十。因此全球的主要能源和原材料产品价格受中国的影响较大。因为中国是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比国际上已实现工业化国家的人口总和还要多。那些先行工业化国家发展到我们这个阶段时人口都只是几百万或几千万。它们当时主要靠殖民掠夺来满足工业化快速推进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
　　我们这么一个人口大国进入到工业化中后期阶段，需要大规模消耗能源和资源，而我们又不能搞殖民掠夺，必须通过国际市场去购买，所以中国对全球资源能源市场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反过来，由于我们对国际资源需求巨大，价格变动对我国企业的影响就很大，在没有定价权的情况下还常常受制于人。而且，比较容易开采的矿产大都开采得差不多了，越往后开采成本越高，价格就要进一步上涨，在没有获得新的替代能源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承受高价格带来的高成本。
　　同时，环境保护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现在全球气候变暖，在国际上我国面临越来越大的碳减排压力。中国2008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居全球第一。按照此趋势下去，到2020年前后全球30%以上的碳排放量都将由中国贡献，届时我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国际压力。
　　我们已在国际社会承诺了碳强度减少的任务，到2020年前后估计要承诺碳排放总量控制任务。事实上我们已在国内启动碳排放交易试点，北京就已规定二氧化碳排放年均超过一万吨的固定设施排放企业必须纳入强制减排范围。低碳发展乃当今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这方面不能过分相信阴谋论者的鼓噪，因为这是西方国家的一个“阳谋”，而非“阴谋”，若我们死抱着阴谋论不放，当世界上多数国家已步入或适用了新的低碳发展规则和秩序时，最终吃亏的一定是我们。二氧化碳只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一种，低碳发展并非只是减少二氧化碳，实质是通过低碳发展解决地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这是一种普世价值，消极应对者最终是要吃亏的。
　　但我国推进低碳发展面临几个特殊挑战。
　　第一，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中期阶段，也就是高碳排放阶段。发达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已基本完成，已进入低碳阶段了。在这个时候强调二氧化碳减排，对我们来说是砍在脖子上，对发达国家来说是砍在尾巴上。我国在高碳阶段推进碳减排挑战巨大。
　　第二，我国的资源禀赋是一个高碳结构。我国多煤、缺油、少气，新能源比重也偏低，目前只有9.8%左右。煤炭开采和消费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我国多煤资源结构不利于推进低碳发展。
　　第三，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我国处于加工制造的低端环节，不利于低碳发展。在国际分工中，搞加工、组装碳排放相对较多。而我国处于“微笑曲线”中间的加工制造环节，发达国家则处于“微笑曲线”两端的设计和营销环节。实际上这意味着发达国家把很多碳排放的环节移到了中国，导致“碳排放国际转移”问题。
　　第四，我国人口多。人口越多，碳排放就越多。近十四亿人口，每一个人就是一个碳排放源。
　　第五，我国的粗放发展模式具有一定的“锁定效应”。我国现有的发展模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这种模式一旦形成，就形成了“路径依赖”，想要改掉它，成本很高。

　　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增加带来挑战
　　近年来，我们一直在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因为经济发展本身并非目的，满足人的各种需要才是目的。但从经济学角度看，社会发展会增加成本。大力发展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社会事业，所有这些政府和民众都是要掏钱的。
　　公益性教育和医疗是政府的职责，是不能搞产业化的。但如果像计划经济时代一样，将所有公益性和非公益性教育和医疗都压在政府身上，那政府财政将不堪重负。十三亿多人要实现全覆盖，哪怕是低水平，乘以十三亿也是一个巨大数字。仅保障性住房建设就已将许多地方政府财政压得喘不过气来。
　　目前，很多地方政府的支出压力不断加大，行政事业费支出、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保障性住房建设支出、社会福利支出、维稳支出等都或是刚性，或要增加。但政府收入却在减少，工商业税收因中小企业不景气在减少，土地财政因房价下跌在减少。
　　导致政府收支缺口拉大，债务负担增加。“欧猪五国”等陷入主权债务危机，主要原因是经济增长已不足以支撑庞大的福利负担，造成资金链紧张。即使是富如美国，在医疗改革上也是举步维艰。福利保障一旦上去，就成为所有人的既得利益，要减下来很难。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们的福利保障一定会加强，但与此同时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将增加，必须使经济新增财富能力超过福利保障支出水平，才能保持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而这需要满足多方面的条件才能实现。

　　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恶化带来挑战
　　首先，我国产品出口的国际环境恶化了。主要是因为国际经济危机还在持续。国际经济危机一般分三个阶段演化：第一个阶段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破产，如雷曼兄弟破产；第二个阶段主要表现为“主权债务危机”，如“欧猪五国”的“主权债务危机”；第三个阶段主要表现为国际货币体系危机。
　　目前正处于第二个阶段上。国际经济危机何时才能走出来？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能否取得重大的技术进步；二是能否推进重大的制度变革。只有这两个条件是走出危机的根本出路，像印钞、发债、降息、放信贷、投资等措施，都是拎着自己的头发往上，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危机，且只会为新的危机创造条件。在国际经济危机还在持续的情况下，国际经济至少还将低迷两三年，这对我们的出口带来较大的不利影响。
　　其次，我国对外投资的国际环境在恶化。我们不仅要“引进来”，还要“走出去”。不仅要将产品走出去，而且要将投资走出去。但“走出去”也面临新的问题：其他国家不像我们当初欢迎他们的投资那样欢迎我们的投资。我们要投资他国的高科技企业和项目，他们就担心我们窃取他们的技术；我们要投资他国的资源，他们就说我们要控制他们的资源；我们要将开发区建设的经验移植到国外，他们就说我们要控制其土地。总之，他们以国家安全等种种理由对中国投资进行限制。
　　再次，人民币汇率调整的国际环境也一直不太好。由于中国拥有低成本竞争优势，我们的中低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价廉物美的竞争力。西方国家不从我国产品价格低主要源自于低劳动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环保成本等来考虑，而将中国产品具有竞争力一并归结为人民币币值被低估。于是，就不断地通过压人民币升值，来削弱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同时，人民币汇率还直接受制于美元的变动：美元贬值，人民币就被动升值。同时，我国外部的整体环境在恶化。随着我国经济总量上升到世界第二位后，美国越来越强调将中国作为其主要的竞争对手，将其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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