摒弃过度干预
　　记者：春节前，国务院印发了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年）。尽管转型升级是个新概念，但是创新、降低单位GDP能耗的口号也曾喊过很长时间，提高利润率更是企业一直以来的追求，但是我国工业却依然处于全球产业链的末端。您认为，制约我国工业转型升级的因素主要是什么？这些制约因素应该如何妥善解决？
　　史炜：在中国30年的改革与开放中，几乎所有的官员和学者都认为，市场开放度最高的就在制造业。按照中国加入WTO的进程，也是先开放制造业，后开放商业服务业。但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的制造业今天之所以仍然没有摆脱“中国制造”、“中国落后”、“中国传统”、“中国低附加值”的现状，其实不全是因为市场竞争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制造业规模的扩大和高速增长使干预主义不断的浸透到制造业的各个环节当中。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地方经济，特别是县域经济对本地自认为处在龙头地位的制造业给予的强制性的干预，包括投资、企业运营、规模调整、土地占用。
　　今天我们在谈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博弈时，把制造业和加工工业单独拿出来研究，一个重要的战略就在于中国的自由经济或者说竞争式的市场必须要找到一个突破点，而这个突破点短期内是不可能在垄断行业当中实现的。只有进一步放开对制造业的管制，包括国有经济体制中的制造业，才可能使制造业在竞争当中选择自身发展的技术路线和国际路线，使中国的制造业由传统的工业品加工变为高技术附加值的新型制造业产品的加工。
　　中国制造业的升级面临一个很大的体制问题，其中，现有的国有垄断型制造业如果再不消除对资源和市场的强权控制，必将使未来中国的制造业继续陷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如果按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看，在金砖四国以及大部分发达国家中，中国的制造业和加工工业门类是最全的，几乎没有超过中国的。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大规模的就业安排，城市化的步伐，与中国的制造业密不可分。表面上看，中国的制造业今天代表落后和粗放，但从长远来看，制造业将是人类永恒的生产与生活的主题。
　　今天，中国的制造业完全有可能追赶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同时，中国制造业基础雄厚，又使后面的追赶者几乎到了望尘莫及的地步。中国在国际舞台最大的筹码一不是金融，二不是军事，三不是高科技，四不是发达的服务贸易，五不是完善的社会制度，唯一的可以站着说话的，只有中国的制造业。未来十年，中国可以最大可能地发展服务经济，扩大服务贸易的比重，可以全面将中国的金融体系与国际融合、渗透，并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但是，所有的努力都要建立在制造业、加工工业的强大上。
　　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核心是产业的整体升级，这仅仅体现在“十二五”规划中的发展新型制造业是不够的，它必须要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次。在制造业的发展中，国家干预是需要的，国家要通过制定产业门槛、技术门槛、对外合资合作门槛、外资并购门槛，保证制造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和现代化水平在5-10年间有一个飞跃式的增长。同时，市场竞争、自由竞争也是推进制造业优存劣汰的必需保障，国家不仅对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在制造业的发展上要给予充分竞争的环境，不要轻易干预和救助自我经营不善，技术发展滞后的落后企业。
　　桑东亮：处于产业链条的末端带来的后果是，我们是GDP大国，但我们的GDP质量却不尽如人意。因此，目前制约产业升级的主要因素还是政绩的考核制度以及主管领导的意识和战略眼光问题。只要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时认识到，经济增长速度的适度放缓实际上给我们提出了加快转型升级、调整结构的迫切要求，同时认识到，我们可以通过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来推动和不断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做到这一点，产业升级就能加速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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