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密支那（Myitkyina）的一个中国学校里，从幼儿园到中学，有大约1700名缅甸学生。

　缅甸勃固（Bago）省，建于2003年的混凝土空心佛像以经典的姿势斜倚着。佛教在这里已有2000年的历史， 89％的国民是佛教徒。

张乾琦

　　张乾琦，美籍华人，1961年出生于台湾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毕业于东吴大学，获英文学士学位，之后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攻读教育学硕士。1990年起在《国家地理》杂志担任实习摄影记者，开始摄影生涯。2001年进入马格南图片社，成为马格南目前唯一的华人摄影师。
　　今年秋天在法国的佩皮尼昂新闻摄影节，张乾琦为美国《国家地理》拍摄的摄影报道《缅甸：影子的国度》参加了展出。
　　坐在台上的张乾琦从口袋里摸出了一个苹果，“我可以吃这个苹果吗？”刚问完一串问题的主持人笑了，“没问题。你需要一杯咖啡吗？”一天辗转四个机场，张乾琦还没来得及倒时差，“咖啡不行，得要一杯伏特加。昨晚没睡好，大概吃错安眠药了。”观众被逗乐了。今年秋天在法国的佩皮尼昂新闻摄影节(Visa pour l'Image, 2011)，张乾琦为美国《国家地理》拍摄的摄影报道《缅甸：影子的国度》参加了展出。
　　摄影节参展作品很大部分安排在佩皮尼昂(Perpignan)老城内有近500年历史的女修道院(Couvent des Minimes)内，二楼东侧的墙面上是张乾琦的30多幅照片。这些照片是张乾琦以游客身份进入缅甸后，拍下的军政统治下缅甸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宗教、贫穷、改革、军队、死亡，“我不知道谁在看、谁在听”，拍摄是在无处不在的检视和控制下完成的，平静的画面记录下了看不见却闻得到的恐怖。
　　在女修道院的庭院里，张乾琦讲起了画面之外的故事。

　　“恐怖一直都在”
　　东方早报(微博)：为什么选择去缅甸？
　　张乾琦：做完《国家地理》关于朝鲜的报道以后，他们问我还想去哪里，我说就那缅甸吧。在整个东南亚，现在很少有缅甸这样的地方。它被长久地关起来，当然现在有一些地方也慢慢打开了，谁都可以去，但是观光客能去的地方还是有限的。我前后去了8次，第一次是2007年，有4次是自己去的，有4次是为了《国家地理》的工作。
　　对这个报道，我定的题目是《1984·B》，我读了很多乔治·奥威尔的书，有很多启发。台湾的戒严直到1987年才结束，戒到后来已经麻痹了，都不知道还有这回事，大家有一种自我检查的(自觉)，只要是文字、印刷的东西都要送审，审完回来再改，要不然就关门。所以作为一个台湾人，这个部分对我来讲，都不难理解。
　　东方早报：在展览简介的最后你写了两句话，“我总是觉得有一个影子在跟着我。老大哥总是有着不少的小兄弟。”那是什么样的“影子”？
　　张乾琦：这种恐怖很难被拍出来，但可以感觉得到。你知道有人在盯着你，他们有时候就是让你知道，你被监视了。不确定的时候，你可以走路，(假装)掉一张纸，看有没有人把那张纸捡起来。
　　东方早报：你用了多少时间来摆脱这种恐怖？
　　张乾琦：恐怖怎么摆脱我不知道，它一直都在。去之前我在就想，带着这些东西(相机等)到时候怎么解释。这种恐怖不是用刀、用枪对着你，那里的恐怖有时甚至只是一根漆成红白相间的竹竿。我们开车去北部，沿路有非常多的路检，那些人穿着军服、嚼着槟榔、拖着拖鞋，你就得乖乖地在竹竿前面停下来，想绕过去吗？他们马上抄起对讲机，下一个关口，绝对过不了，只有这一条路，没有其他路可走。
　　照片中那些舞台上的女孩子，是不能拍照的，每个人都有价格。当时我们是十几个人去的，在曼德勒的一家酒店看“表演”，一个朋友认识老板，所以先去跟老板讲好。老板代表的是谁呢？老板可以过来让你删照片甚至报警，因为“跟旅游的目的不符”。
　　还有一次，我去南部三角洲，一个和尚带着我半夜上了一个小岛，结果第二天就有人来问。我们租了船，马上就有几个英文很好的人上来，跟了我们一天。晚上回到岛上，在镇上找了一个旅店。 他才坐下而已，柜台就有人来找，说是有宗教部门的人找他。他第一反应是摘掉、擦掉身上不应该有的东西。30分钟以后，他回来了，全身的皮肤好像都发白了——他是真的吓坏了。他们说他不能跟一个外国人住一个房间，他要去庙里住。
　　东方早报：这些帮助你的人后来有没有麻烦？
　　张乾琦：我会特别注意这个部分，不要给他们带来危险，毕竟我们可以拍拍屁股走人，但是他们还生活在那里。出版的时候，我会特别注意照片，不能被看出来是谁，是在哪里拍的。至少到现在为止我没有接到他们的Email。

　　“现实很难只有一面”
　　东方早报：你拍了很多缅甸的年轻人，他们跟父辈有什么区别？
　　张乾琦：我去过很多部门，在那里很难看到20到40岁之间的人，他们要么在坐牢、要么被驱逐、要么就是被杀害了。我拍的那些年轻人很多都只关心于他们的电子游戏。
　　东方早报：去年以来阿拉伯世界争取自由的革命，对缅甸有影响吗？你觉得他们会不会也掀起这样的革命？
　　张乾琦：缅甸政府把大学全部搬出了城市，人们要再聚集起来很难；另外在那里5个人以上的集会就是非法的。
　　缅甸过去也有过大规模的游行，但是在我的照片里面没有。唯一一张有警察开车过去的，是从车窗拍出去的。我知道那里曾经发生过游行，我叫我的司机开车过去，他们就出现了。我不是拍新闻照片的人，虽然我以前在报社工作。那种表面上看起来平平的，其实是另外一种真实。现实很难只有一面。
　　东方早报： 缅甸是一个佛教国家，佛教中关于非暴力的教义，是否让缅甸人更易接受军政的控制？
　　张乾琦：这是一个原因。当你不知道你的下一顿饭在哪里的时候，宗教或者其他的就要放到第二位了。在市中心，准确地说，真的是什么都没有。
　　东方早报：这组照片几乎拍下了缅甸社会的各个方面？
　　张乾琦：选择什么样的位置、什么样的快门、什么样的光圈、什么样的角度，都是主观的。我的照片都是我在缅甸经历的事。我一般会在一个地方住几个星期，但不会呆很长时间。因为我不是白人，所以会比较方便，有时我还会穿上当地人的服装。
　　有一些东西是游客看不到的，比如夜里行军的军人、艾滋病医院、因飓风受灾的居民，很多东西是政府不想让人看到的。
　　东方早报：拍摄完成以后，有没有再回缅甸？
　　张乾琦：自己的时间不够用，但是我也需要买米，所以会签一些工作，同时慢慢做一些累积，毛主席说，革命比命长。那组黑白的九张照片，是我2010年再回去(缅甸)的时候拍的，那次主要是去做录音和录像。拍得很慢，有时候几天，有时候几个礼拜。
　　后记：佩皮尼昂是个小城，晚上再见张乾琦是在同一桌吃饭，他把贴在身上的“小心轻放(Fragile)”不干胶纸扯下来，自嘲着：“这个是贴给记者看的，我最怕采访，私下聊天还好。如果我会说，干嘛还拍照片？！大家看我的照片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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