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复杂多变
　　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曲折，可能进入中低速增长期。尽管2010年以来世界经济复苏好于预期，但美国、日本、欧盟等失业率居高不下，消费信心恢复迟缓，房地产市场和私营经济尚未全面启动，库存调整放慢。欧洲一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引发金融市场动荡，使欧洲各国经济复苏明显受阻。美国、日本、欧盟经济复苏缓慢，加大了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发达国家遭受国际金融危机重创，经济深度衰退，信贷增长乏力，财政状况恶化，运用信贷和财政扩张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能力受到制约，加上人口老龄化负担沉重，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形成规模还需要一个过程，未来经济增长并不乐观。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复苏较快，但通胀压力较大，经济结构矛盾突出，抵御外部冲击能力较弱。
　　全球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出现明显变化。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主要发达国家纷纷提出扩大出口和振兴本国制造业的政策，力图引领技术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促进制造业升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在加快发展具有自身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全球生产和供给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调整，围绕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的国际竞争更加激烈。应当看到，明显萎缩的国际需求恢复到正常水平尚需时日，国际产能过剩凸显，各种形式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全球需求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发达国家私营部门需求的恢复慢于政府刺激的投资需求，消费过度和投资不足的矛盾正在调整；发展中国家仍在努力稳住外需，积极扩大内需。全球供给结构调整将引起需求结构变化，市场重心可能转移。发达国家振兴制造业和扩大出口，可能挤压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出口市场，导致后者外需环境趋紧。而区域经济一体化将扩大区域内需求潜力，发展中国家和亚洲的区域合作可能导致对欧美市场的依赖降低，促进区域内需求扩张。
　　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受到各国普遍关注，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国际政治博弈和经济科技竞争的焦点之一。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受发展阶段和技术水平制约，对传统能源资源的依赖程度更大，面临的环境代价、能源价格上涨和西方舆论压力也越来越大。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金融危机和传统能源价格上涨，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纷纷作出先导性战略安排，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力求在新能源技术、节能减排技术等与低碳经济相关的领域占得先机。发达国家提出的低碳经济、碳排放交易、碳关税等理念和机制，既有积极合理的一面，也有牵制发展中国家的一面。围绕气候变化和能源资源安全等全球性问题，各国共同应对的共识在提高，但在责任义务界定、发展权益维护、转型路径选择、技术资金援助等方面还会长期存在争议。
　　世界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一是国际金融危机还没有完全结束，新的金融风险还在累积。二是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明显，美元贬值将直接损害各国美元资产的安全。三是南北发展差距仍然很大，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仍然任重而道远。四是国际市场震荡频繁，主要货币汇率大幅波动，全球主要股市剧烈动荡，原油、铜、铁矿石等能源原材料价格高位震荡；一些发展中大国在国际市场上对粮食、能源等大宗商品的需求很大，但并无定价主导权，容易受制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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