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热隐现
　　不过，在中部某省发改委地区处处长看来，担心区域发展不平衡有点“杞人忧天”。
　　这位处长私下告诉本报记者，“振兴规划其实没啥大的实质性政策”，其认为区域振兴规划可以说是“给了一个名号而已”。
　　事实上，如今遍地开花的区域振兴规划的确不是当年的“大把给钱”政策，即使给优惠政策，也不如上世纪90年代赋予深圳和浦东的诸多自主性优惠政策。
　　“现在的规划给地方的有力政策的确少了，具体的内容也少了，毕竟要考虑各个地区的平衡。”程必定说。
　　记者发现，与西部等地区区域振兴规划方案不同，沿海地区的政策更多的是鼓励性质的，鼓励沿海地区“先行先试”，而且这些政策往往不具排他性。
　　以上海金融中心建设为例，一些政策给与了上海，同样给与了其他城市，比如天津、成都。“上次和一位上海银行界同仁聊天，对方对此也很着急，觉得上海现在得加快这方面建设步伐才行。”上海某银行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尽管有两个中心政策保驾护航，但事实上，涉及到单个政策仍需一个一个审批。
　　不过，虽然“原则性”的规划只是给了一个“名号”，但地方仍可能利用区域振兴规划大量上马新的项目。
　　由于各个地方政府都面临巨大的“政绩考核”压力，一旦区域振兴规划获批，地方的投资冲动也会被激发，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问题很可能接踵而至。
　　而这些投资往往以重型项目、房地产为主。历史经验证明，在每一次投资热潮过后，最终受伤的或许还是当地经济。上世纪90年代大开发时期，广西北海疯狂投资之后的一片萧条，至今影响犹在。
　　在朱荣林看来，国家通过区域振兴规划希望沿海地区保增长与调结构同步进行，但在当前规划缺乏“强制性”和“真正考核”的背景下，沿海再开发或会出现新一轮大规模投资，“调结构或会被放到一边”。
　　在厉以宁看来，这突出表现在地方政府对GDP增长的积极性大于中央政府，而对经济结构调整的兴趣小于中央政府。
　　“《规划》出台后就为地方所用，对自己有利的就实施。”朱荣林说，这也是造成长三角规划至今未批的原因，由于利益不一致，两省一市竞争激烈。
　　2009年，为了保增长，各地均已启动了大规模投资，如今，规划的获批将促进新一轮大规模投资。“地方将项目报到上面去，你说上面会不批？”朱荣林说。他担心，新一轮的投资将侧重重工业等固定资产投资，既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也不利于民生。
　　而这将把2009年大投资的热潮继续延续下去，而大部分2009年开工的投资项目将进入建设高峰。大量投资，会否导致信贷量也随之扩大，从而可能导致产能过剩和物价上涨？
　　江苏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葛守昆认为，地方政府出于GDP增长速度的压力，财政地方包干、分灶吃饭的压力，在沿海开发过程中出现了短期行为，甚至竭泽而渔，不计长远。
　　“这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规划不具有强制性。”朱荣林表示。卓勇良也称，“编个规划很容易，问题是真正落实的问题。”
　　在朱看来，现已出台的规划往往强调目标，但并没有规定如何实现这个目标。“规划的管理既要重目标管理，又要重过程管理。但目前，各界的规划往往轻过程，重目标。”
　　不过，不可否认规划的积极意义，每次规划都是中央和地方凝聚发展共识的机会，不过，规划的真正落实，更需要的是制度性的变革。
　　“关键是政绩考核的指标要有大的调整，将民生指标、可持续发展指标、协调发展指标、全面发展指标纳入沿海开发考核的内容，以此确立沿海开发的正确导向。”葛守昆建议说，当然，“我也知道，做起来不容易。”
　　而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副院长赵长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认为，如没有配套财税体制遏制地方投资冲动，“效果不会太明显”，“单纯用控制土地与信贷打压投资，难度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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