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矿山为基础

　　有色金属工业是以开发有色金属矿产资源为起始，再行冶炼、加工的原材料工业。矿山是有色金属工业的基础。
　　总公司直属生产企业151个，其中88个是矿山企业， 包括联合企业所属矿山在内，共有矿山127个，职工36万多人，占总公司直属单位职工的三分之一。有色矿山多处深山老林，90%是地下开采，条件艰苦，负担重，效益差。我在矿山工作30多年，深有体会。矿山是总公司内的弱势群体，但是，矿山不发展，有色金属工业就会陷入无米之炊。
　　在总公司期间，我们用了很大精力去解决矿山问题，虽有一定成效，但远不圆满，我感到非常遗憾。
　　当时矿山的强烈呼声是：国家对矿山增加拨款投资，提高矿工工资待遇，给矿产品提价，为单身矿工在农村的家属转到矿山落户（即“农转非”)，对待业青年大招工等，这些要求直观上看是合情合理的，但完全属于计划经济的模式，不符合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趋势。我在江西铜业公司工作期间，曾对澳大利亚矿山作过两次长达4个月比较深入的系统考察。到总公司后，又曾多次访问过西方的工厂矿山。对比起来，我认为我们的矿山有其深层次的矛盾，如果只迎合上述的呼声去办，只会使矿山饮鸩止渴，继续并加深恶性循环。
　　1986年末，党组决定第二年夏天召开矿山工作会议。1987年1月、2月、3月和5月，我4次带队共用52天时间，到23个矿山和18个地质勘察队和勘探现场进行了考察。虽然是走马观花，很不深入，但从宏观上初步掌握了共性问题。当年7月，在杨家杖子矿务局召开了全国有色系统的矿山工作会议，会上统一了认识：认为矿山面临的严重问题，一是资源枯竭，品位下降，生产能力急剧减少，统配矿山70%进入中晚期；二是矿山人员多，劳动生产率低，并且社会负担重，平均每3个职工担负1名离退休人员，每5个职工担负1名待业青年，盈利矿山只占37.5%，亏损矿山占39.1%，其余在盈亏线上挣扎；三是大量农民进入矿区乱采滥挖。
　　会议明确指出，矿山建设的传统模式，是使矿山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其表现：一是产品单一；二是用工固定， 新工人一开始就捧上“铁饭碗”直包到老和过世，以及连家属的就业和子女的入学、就业都得管；三是保供包销，主要原材料和产品都由国家按指令性计划分配；四是自办社会，所有的辅助生产、学校、医院、公安等一应俱全；五是不负盈亏，盈利上交国家，亏损由国家补贴，大家都吃“大锅饭”。这一系列不属于社会主义的东西，却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30多年来这种国营矿山的模式，己经走到了死胡同，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其实那时我们的工厂也大体如此，但矿山有资源开采的规模和寿命限制，又多孤立于城巿之外，所以问题就更加严重些，职工们是凭觉悟做贡献，或是由于各种政治口号和运动的驱动。
　　我们要求矿山职工动员起来，努力探索办矿新模式，主要内容：一是人少效率高，多用农民轮换工；二是一业为主， 多种经营，合理开发，综合利用；三是对辅助生产、生活等设施，尽量利用社会上已有能力；四是实行承包经营，自负盈亏。但各矿山情况不同，应结合自身实际去办。会上，总公司宣布了8种不同的承包经营形式，新建矿山要坚决按新模式去办，并决定成立总公司多种经营中心，每年投入2000 万元，拿出1000万元，补助老矿山在外围和深部找矿等激励措施。
　　4年之后的1991年9月，我们在云南的易门铜矿召开第二次矿山会议，之前我们做了与过去类似的调查研究。这次会议比上次有所进步，涌现了安庆、夹汫、锡铁山和水口山的康家湾等四种不同类型的新模式办矿典型。树立了华铜、牟定两矿多种经营的样板，使大家看到了希望。但多数矿山仍然困难，人们的思想观念难以改变，国家仍在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巿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政策，使我们认识到，有色金属工业和矿山的路只能一步一步向前走。
　　矿山问题直接牵涉到地质勘探，缺乏可靠的、足够的地质储量，就谈不到开发矿山。过去，我们总是宣传我国的有色金属矿产资源储量丰富、品种齐全，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是不符合事实的。除几个小品种外，大宗的铝、铜、铅、锌，已发现和探得的储量都不多，且品质低下，开采条件不好。总公司拥有18个地质勘探局，共辖有134个地质勘探队，职工7.6万人，力量相当雄厚。但当时平均每年获得的新储量才19.1万吨，只相当统配矿山年消耗的五分之一，严重地入不敷出。其原因一方面可能受我国的地理和成矿的地质条件所限；另一方面则是落后的体制因素。那时的地质勘探队伍，国家定性为事业单位，由国务院地质矿产部统一分配拨款，开始几年我们每年为3亿元左右，平均4000元/人每年，在吃饭和日常开销外，很少有资金去搞勘探，更难谈到更新设备和技术。此外，那时国家还有一个规定，勘探队只有建在县城邮路不到的地方，才能享受每人每天0.6～1.2元的野外补贴，这是个很大的诱惑，使所有勘探队都人为地以荒郊野外为基地，建成和矿山一样的小社会，生活条件比矿山更艰苦。以及所有勘探成果一律无偿地交给国家安排使用。那时我们的队伍真是好样的，无论严寒酷暑，常年奋斗在荒郊野外，仍然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有色矿产资源，但是，从根本上说，这些政策很难充分调动勘探队伍的积极性。
　　当时，在党组支持下，总公司地质勘探总局为了勘探队伍能集中力量做好本职工作，办了两件大事，一是从多方面筹集6亿多元资金，前后经历10年，把134个地质勘探队全部搬到了县城；二是除主业外大力开展多种经营，其中特别是发挥自身优势，在城市各种基础建设和房地产开发中，承揽工程地质和水文工程等，他们的多种经营，在总公司内部是做得最早的、最好的。
　　逐步地，矿山的“转产分流”提到了总公司的重要日程。据测算，除联合企业内的矿山让他们自行消化外，独立的88个矿山企业中，有56个必须陆续“转产分流”，他们或由于资源枯竭和不足开采10年的，或由于在深部开采中，品位下降太多，已无开采价值的。
　　那时，国家虽提出扭亏无望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但没有相应的政策支持，更没有“破产”这一说。矿山关停后，人员往哪里去“并”，谁愿意来“并”？所以我们只能选择“转”。
　　1992年7月28日，朱镕基副总理在他的办公室听取我们对矿山问题的汇报后，在书面报告上当面批准了我们的两项要求，一是国家每年安排矿山转产专项贷款2亿元，总公司再自筹1亿元。二是转产项目在建设中免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投产后的头三年及还贷期免收产品税、增值税和所得税，这个贷款和优惠政策从此一直延续到1998年总公司解散。
　　当年9月，总公司在北京召开第三次矿山工作会议，专题安排矿山转产。要求有关矿山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针对市场需要选准项目。强调新项目要学习乡镇企业的机制去办，不能办成“二国营”。安排总公司所属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一个单位帮助一个矿山，做技术扶贫。
　　但在实施中困难甚多，从总公司到矿山，大家从思想认识到实际操作上，都有一个相当的适应过程。
　　1994年7月，我们在辽宁华铜矿召开了第四次矿山工作会议，交流总结了一些矿山转产分流的好经验，阐述了有色矿山生产经营的有关规律，强调科学办矿，以及继续加强勘探找矿等问题。
　　从1992年到1995年，有色矿山开工转产共70项，总投资8.4亿元，其中国家专项贷款5.28亿元。除在建的23项外，办得比较成功的27项，占57.14%，基本失败的8项，占17.14%，已建成尚待观察的12项，占25.72%。1992年，这些矿山共有在职职工17.86万人，离退休职工7.59万人，经转产分流，到1995年底，在职职工为15万人，离退休职工9.24万人。在15万在职职工中，干矿山的职工已减少到8万人，通过转产安排了 1万职工，利用原有存量资产安置了 2万职工，还有4万富余职工需要继续分流。
　　从以上可以看到，总公司期间是重视矿山工作的，下了较大功夫，也有一定成效。但是，有色金属工业对国营地质勘探和矿业开发的改革尚处于探索之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本文作者费子文，作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第一任总经理，亲历了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快速崛起的六十年，他将以怎样的视觉筑梦有色？中国有色网发表费子文老先生撰文《筑梦有色》系列文章，中国有色金属报同步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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