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亚洲开发银行（以下简称“亚行”）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的第五十九届年会上推出“关键矿产到制造端”融资伙伴关系机制，该机制旨在推动亚太经济体从单纯矿产开采向本土加工、制造、回收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进而嵌入清洁能源、电池、电动汽车和数字技术等产业供应链，使资源国不仅出口原材料，更有希望抓住相关产业、技术与就业价值。

亚太国家矿产经济的结构性症结

亚太地区经济体矿产资源丰富。印度尼西亚的镍储量位居世界第一，约占全球总储量的四成。菲律宾同样是顶级镍矿供应国，是全球第二大镍矿供应国，镍矿出口占其矿业总产值60%以上，但由于电力成本高昂和基础设施受限，该国仍高度依赖原矿出口。蒙古国拥有世界级规模的奥尤陶勒盖铜金矿床以及众多其他矿产资源，但是其矿业产出长期高度依赖奥尤陶勒盖这一由外资主导的超大型项目所出口的铜精矿。哈萨克斯坦坐拥丰富的铬、钛、铀等战略性矿产，虽然是铬矿储量全球第一、铀产量全球最大的国家，并拥有包括海绵钛、铀在内的传统采矿冶金基础，但关键矿产的高附加值深加工链条尚未形成规模性的现代制造业集群。澳大利亚虽是发达经济体，其锂矿储量和产量均居全球前列，但锂辉石精矿出口在其产业链中占据重要地位，相当部分需运往境外冶炼体系完成深加工转化。

这种“富资源、穷链条”的格局并非偶然。过去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全球矿产经济的分工模式已然被固化为一种层级结构：发展中资源国负责探矿、开采和初步选矿，把原矿或低阶精矿销售给工业化国家的冶炼厂和化工厂，再由后者转化为金属中间品、化学品和最终零部件。利润最丰厚的环节——从高纯硫酸镍、碳酸锂、氢氧化锂等电池级化学品，到正极材料、电解液、电芯组装等，长期以来，主要集中在东亚等工业化地区，近年来，印尼等国家的原矿出口禁令已开始把部分中间品产能吸引至本国境内。资源国虽然拿到了采矿业的税收和特许权使用费，却承担了地表破坏、尾矿污染和水资源耗竭的全部代价，还要坐视大部分附加值流失。

印尼政府最早认识到问题所在，反应也最为决绝。2020年1月1日起，印尼全面禁止所有品位镍矿石出口，强制要求镍矿在其本土进行加工后方可对外销售，目的就是迫使全球不锈钢和电池产业链将冶炼、高压酸浸湿法冶炼等产能搬到印尼境内。这一禁令确实催生了该国苏拉威西省和马鲁古群岛一带大规模冶炼园区建设，使印尼从单纯的红土镍矿出口国逐步转变为镍铁和中间品出口国。最新动态显示，印尼进一步将镍矿开采配额从3.79亿吨削减至2.5亿吨、“工作计划与预算”（以下简称RKAB）审批从“三年一审批”改为“每年一审批”，冶炼产能快速铺开后带来的环境负荷、尾矿管理争议及社会摩擦明显上升，ESG合规与国际供应链的尽职审查压力同步加大。问题在于，从冶炼到电池化学品再到电芯制造，每一步跨越都需要巨额前期资本、复杂的技术许可、稳定的电力基础设施和合格的环保治理框架，而这些恰恰是最难靠一纸行政命令解决的。菲律宾曾尝试仿效印尼推动原矿出口禁令，2025年2月，该国参议院通过的第2826号法案提出了5年过渡期后禁止原矿出口的条款，但因缺乏可行性研究、业界强烈反对且电力与基建瓶颈难以突破。同年6月，该国参众两院最终通过的新《大型矿业财政制度法案》删除了该禁令条款，至今仍在原矿出口和加工本土化之间摇摆。蒙古国的矿产数据基础薄弱导致大量资源潜力未被资本市场准确定价，哈萨克斯坦虽制定了关键矿产战略但落地速度受制于投融资环境和产业配套能力不足。

如此看来，亚太地区资源国真正欠缺的不是资源本身，而是把矿产资源转变为本土工业体系的融资通道、技术承接能力与制度性保障，而这些正是亚行此番出手的战略切入点。

亚行融资机制是重塑产业路径

此次亚行推出的“从关键矿产到制造端融资伙伴关系机制”由两个功能截然不同的窗口组成，这种双窗口架构本身就是对过往开发援助中“仅限于输血而不是建造立造血机制”这一教训的结构性回应。

一是“赠款窗口”。由日本政府承诺出资2000万美元、英国政府承诺出资160万美元构成初始资金池。这笔资金并非贷款，而是定向用于项目诞生前最脆弱的阶段，即涵盖可行性研究、环境与社会保障评估、技术援助及跨国知识共享等前期筹备工作。关键矿产的下游加工或回收项目在吸引商业贷款与股权投资之前，必须先跨过一道极高的前期准入门槛：可行性不清晰、环境与社会风险未受控、政策框架未定型的项目连“可融资状态”条件都达不到，自然不会有任何商业资本进场。“赠款窗口”承担的就是这部分前期断层的铺路成本，即把项目做到具备可融资性之后，再由催化融资窗口接力撬动大额商业资金入场。

二是“催化融资窗口”。韩国进出口银行和韩国贸易保险公社已各自签署5亿美元规模的谅解备忘录，成为该窗口的首批锚定伙伴，两项承诺合计10亿美元。这个窗口的核心功能是风险分担，即通过亚行的多边信用背书、绩效担保及战略性承购安排，把项目风险降至商业养老金、主权财富基金和出口信贷机构愿意跟进的水平，从而撬动数倍于本金的私人资本流入。韩国这两大出口融资机构最先介入且承诺额度最大，其缘由并不复杂：韩国是全球电池与消费电子制造的重要国家，其产业安全直接关系到关键矿产的稳定供应；通过亚行这个多边平台提前布局，既能分散单一双边关系的外交风险，又能以低于单边谈判的成本锁定未来产能的合作通道。

更为关键的是，这一机制并非是从零起步的纸上蓝图。亚行在2025年就已经确立了支持亚太全域构建“从关键矿产到制造端”负责任且可持续价值链的战略框架，该机制正是以此为基础推出。亚行在声明中明确点名了其已有的相关工作覆盖到的相关国家：在印度支持电池制造与回收领域，在蒙古国推进地质数据完善，在乌兹别克斯坦探索人工智能驱动的关键金属生产与循环利用路径，在哈萨克斯坦参与关键矿产战略层面工作，在菲律宾推动关键矿产路线图及监管改革议程。同时，亚行还与合作伙伴建立了一个关键矿产数据库，以提高供应链信息透明度、加强政策协调。

所有这些前期工作的共同特征是：它们并不涉及直接建设工厂，而是在持续确立一整套“让建厂变得可行”的制度保障机制，即地质数据基础、政策与法治确定性、循环经济试点经验、跨部门监管能力、以及能够被国际投资者认可的透明信息框架。上述新机制问世的含义在于，亚行现在要把这些零散的技术援助升级为一条规模化、可复制的融资“流水线”，即先用赠款把项目培育到可融资状态，再用多边信用工具引入私人资本，最后以该行最高标准的环境与社会保障要求、尽职调查及影响评估为刚性约束，确保产业扩张不以生态破坏和社会冲突为代价。这并非可有可无，本质上是国际机构投资者愿意进场的信任前提，也是避免亚太地区重蹈采矿业野蛮扩张覆辙的制度护栏。

加速亚太地区矿产格局

从资源优势向制造能力转化

亚行此次推出这一融资机制，说明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地缘博弈重心正从大国之间对资源的表层争夺下沉到资源所在国的产业能力之争。如果能够真正帮助资源国把矿产变成工厂、并把工厂纳入可核查的合规体系，那就更有可能影响未来供应链的投资版图和节点位置。

印尼的经验已经给出方向与边界。2020年，印尼全面禁止镍矿原矿出口，确实把一批冶炼与下游加工产能吸引到了印尼本土，但代价也在显现：冶炼产能快速铺开后，国内可用矿石的分配更依赖配额与开采计划管理，政府政策在保证供应、控制产能与提高资源收益之间的反复权衡带来了审批节奏变化与合规整顿的不确定性。同时，工业园区扩张带来的环境负荷、尾矿管理争议及社会摩擦，使ESG合规与国际供应链的尽职审查压力明显上升。2026年，印尼进一步紧缩镍矿开采配额、将“工作计划与预算”审批改为年度审批，并将于9月实施印尼国企独家出口渠道新规，政策环境的不稳定性正在动摇市场对印尼的长期信心。这说明仅靠行政禁令不足以完成价值链跃升，它还需要匹配相应的资本结构、技术路线与可执行的规则体系。亚行的机制恰好在资本通道与合规框架两个维度同时补位：它提供的不仅是资金，更是一套可被多边标准核验的环境与社会保障机制，能够显著降低国际机构投资者与跨国买方的顾虑，从而提升项目进入主流供应链筛选名单的可行性。

对菲律宾来说，这一机制提供了摆脱“原矿出口依赖”的替代路径。菲律宾镍矿品质高、开采历史悠久，但其中央与地方政府、环保与发展议题的持续博弈，叠加工业电价高昂（约为印尼的1.8倍）、矿区公路覆盖率不足30%等基建瓶颈，使得禁止原矿出口法案最终被撤回，极大地削弱了深加工投资者的长期投入信心。亚行把监管改革支持、制度性技术援助与赠款窗口的可行性研究绑定到一起，等于在菲律宾的政治经济种种博弈里安置了一个外部锚点：当多边资金已与一套可核查的改革路线图绑定，政策回撤的隐性成本会被抬高，投资方才更敢于把加工链条的前期沉没成本押进去。

于蒙古国而言，地质数据测绘看似枯燥，却是把铜等关键矿产“从储量故事变成可融资项目”的“钥匙”。蒙古国矿产资源丰富，但勘探专业队伍与数据体系偏弱，矿业产出长期更依赖奥尤陶勒盖铜矿等少数超大型项目；把国家地质基础能力补齐，实质是在把资源潜力转化为资本市场能读懂、银行能建立模型的资产信息，从而为后续加工制造与招商引资创造前提。

再具体到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其关键矿产的潜力，叠加多边融资通道的打通，意味着这些长期以能源与大宗原矿出口为财政支柱的经济体，获得一次把“以吨为单位出口资源”升级为“按品位/规格/应用场景出口中间品”的窗口。一旦进入附加值加工链条，利润率结构的变化将是根本性的，但前提是加工项目能够跨过可融资门槛，并被持续纳入负责任的供应链治理框架之内。

从全球供应链视角来看，这一机制推动的加工环节地理重构有望触发连锁反应：当供应链安全上升为国家战略，部分加工产能已经出现向资源邻近地区扩散的趋势，这正在逐渐成为新常态。亚行用多边资本为这一过程提供正当性框架与融资引擎，其效果未必会在短期内完全显现，但未来3~5年这种趋势大概率将会更为明显。

综合来看，亚行此次融资机制标志着多边开发资本正式系统性介入亚太矿产价值链重塑。借助“赠款窗口”化解前期筹备风险，依靠“催化融资窗口”撬动商业资本，再以“合规框架”打通国际市场准入，如此“三位一体”的体系设计直指亚太地区资源国“有矿山却无产业链”的软肋所在。未来，该融资计划成败与否则需要看这一多边资金孵化机制产出的矿业项目能有多少真正落地运转。

（作者单位：中国金属矿业经济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