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面临大考 明年，WTO协议的实施将步入关键年：各成员国的关税、非关税义务都要进入履行期，市场准入条件会放宽，贸易自由化水平会更高……我国将迎来参与全球竞争的绝佳机会。与此同时，我们也将面临更严峻的考验—— 记者　尚晓阳　成静卫 “中国既然承诺了，就一定会做到。如果要对中国入世三年来的表现打分的话，我想起码可以打90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张汉林的话铿锵有力。 最好的证明莫过于下面的数字。入世三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翻了一番，来自海关总署的最新统计数字显示，截至今年11月底，我国对外进出口贸易总额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对外贸易上了一个新台阶。 中国货物贸易进口连续三年高速增长，2002年全球进口增速是4%，我国是21%；2003年全球是16%，我国是40%，当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三大进口国；今年全球不会超过15%，我国1到10月已经超过37%。 除了货物贸易，在服务贸易、投资以及知识产权几个方面，中国也毫不逊色。张汉林逐一作了评价，“货物贸易可以打98分，服务贸易可以打95分，投资问题可以打95分，不太好的是知识产权，可以打85分。” 2005年，WTO协议的实施将步入关键年：各成员国的关税、非关税义务都要进入履行期，市场准入条件会放宽，贸易自由化水平更高……中国将迎来参与全球竞争的绝佳机会，也将继续应对随之而来的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摩擦。 入世后过渡期的真正挑战何在？中国企业如何进一步国际化？如何从熟悉规则到学会运用规则？ 短兵相接刚刚开始 商务部部长助理、WTO首席谈判代表易小准如此阐述“后过渡期”的意义：所有非关税措施将要取消；除汽车、汽车零部件和化工产品等少数产品外，关税基本降至承诺的终点；农产品的关税配额数量已经达到最高点；贸易权完全放开；服务贸易中，银行、保险、证券、分销等行业的过渡期逐步结束，大部分部门将允许外商独资或者控股；国内法律法规的清理工作基本完成。 即将到来的后过渡期令市场不免有些惶惶然，但也有专家对此提出不同看法。 “后过渡期给人一种错觉，一种恐慌，好像很可怕，其实不是这样。”张汉林认为，开放是个渐进的、逐步的过程，我国始终在降低贸易壁垒，比如，明年我国要取消进口汽车配额，但过去几年我们已经在逐渐增多进口配额数量。 说到汽车业，不由令人回想起入世之初国人“狼来了”般的惴惴不安。龙永图曾说，开放汽车市场是中国入世谈判最为艰苦的一个部分。社科院经济所袁钢明回忆说，当时汽车部门连一根汽车的拉杆天线都要写进申请保护扶持的资料中去，唯恐WTO大门一开，民族汽车工业就应声倒下。 拼死拼活争取到5年保护期(从2000年开始)后，中国汽车业经历了让全世界炫目的“井喷”行情。更重要的，我们找到了自己的优势，那就是用低成本、低价格扩展中低档车市场。 “在保护期里，微型车降价的程度，连国际上都做不到，这说明不用保护，我们也能做得很好，”袁钢明回顾说，“本田、标志等国外企业都开始利用中国便宜的生产要素制造中低档车，这不是冲击中国，而是利用中国，因为它们在低档车领域竞争不过我们。” 高档车则是另一番情景。过去，我们用配额等非关税手段抵挡外资，但根据入世承诺，到今年年底，汽车及关键件将取消许可证和配额，进一步降低汽车及零部件进口关税。到2006年7月1日，汽车关税将最终下降到25%，零部件平均关税将降到10%。 “这是入世以来中国汽车业面临的真正冲击，”袁钢明说，“短兵相接才刚刚开始，汽车业将出现两极分化，有人欢喜有人愁。”他分析，发挥优势生产中低档车的企业，如果能够降低成本，会赢得快速发展的机会。由于普通家庭用车市场巨大，如果发展得好，我们甚至可能由此变成汽车生产大国。相反，一味走高档路线的企业很难在外资的围攻下找到价格优势。 其他许多行业，比如电信、金融、零售业，入世三年来，一边有限度地开放，一边忙着苦练内功，准备迎接真正的考验。 贸易摩擦进入高峰期 截至2003年底，我国已连续9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数量最多的国家。今年前三季度，共有13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发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特殊保障措施调查46起，是WTO成员中最多的国家。 “2005年以后，中国的对外贸易磨擦会达到一个高峰期。” 张汉林这样说的理由是：其一，2005年各成员国的关税、非关税义务都要到履行期，其他国家会更多地利用反倾销、反补贴以及技术性的贸易措施对付中国产品；其二，我国这几年的出口增长速度惊人，自然会成为众矢之的；其三，我国的外贸经营权正在放开，明年会有更多的人和企业做外贸，国内外市场竞争会达到新的高潮，而中国多数企业在两三年内只能更多地依赖价格竞争而非品牌竞争，这必然会导致更多的反倾销限制；最后，我国出口贸易的管理机制始终还没有建立起来，进一步完善自我约束的出口机制、出口秩序还需要一个过程。 袁钢明则表示，反倾销困境暴露出我国贸易政策中的一些问题。入世以前，国家通过补贴、低汇率等手段，压低成本鼓励出口，获得了快速增长。入世之后，这些非市场化的手段显然无法适应新环境，反倒成了发展对外贸易的“绊脚石”。他建议：“有形的贸易壁垒削弱了，完全可以取消补贴等措施，让企业依靠自己的实力去竞争。” 知识产权是压在中国企业头上的另一把利剑。以打击知识产权侵权为主的美国“337条款”已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威力，今年上半年有7种中国产品被立案调查，包括DVD、拖拉机、药品、汞电池、油墨打印机等。“337调查”耗时更短，打击面更广，应诉更复杂，诉讼费用一般都在百万美元以上，使得单个中国公司几乎不可能出庭抗辩。而被起诉企业不应诉就等于自动败诉，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将发出“永久排斥令”，使得中国所有生产同样产品的企业都无法进入美国市场。 反观国内，虽然在知识产权立法方面的工作已经完全与WTO的要求一致，但由于人员不足、执法权分散等原因，我国的知识产权执法力度还远远不够。 应对种种贸易争端，企业单枪匹马显然难以取胜。谁来帮忙？政府不能管得太多，我国的行业协会又缺乏权威性和协调组织功能，结果形成了一个真空地带。张汉林表示，政府、行业协会、产业部门、企业的研究机构以及媒体要形成良性的互动，使中国在全球化中实现更大的利益。 在贸易壁垒逐渐消除的同时，一道无形的社会文化壁垒正在悄悄地树起。9月17日，西班牙东部小城埃尔切，400名西班牙人烧毁了一辆载有温州鞋集装箱的卡车和一个温州鞋商的仓库，造成约800万元人民币的经济损失。 便宜的中国皮鞋抢了西班牙工人的饭碗，中国出口产品的飞速增长引发了进口国的“中国恐慌症”。这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们不得不思考的新课题。 2005年，纺织品全球关税配额将取消，美国担心极具竞争力的中国产品垄断美国市场，其他进口国也怀着同样的忧虑。今年，中国纺织品出口数量增幅将达到30%，但是出口金额仅仅增长5%。像纺织品这样有竞争力的中国货还很多，专家提醒，我们在对外贸易中要适当自律，顾及其他国家的反应，协调产品价格，避免过度进口原材料，尤其要保证亚洲其他更穷国家产业不受过度伤害。 金融业面临严峻考验 12月1日，北京、昆明、厦门等城市对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西安、沈阳两个城市提前一年开放人民币业务。 这是中国在履行开放服务贸易的入世承诺，而有的人已经在忧虑，会不会有一天，老百姓排着长队把存款从工农中建取出来，转存到花旗、汇丰和渣打？ 近在眼前的还有汇率。有人形象地说，“老外现在开着潜艇，运着一船一船的美元，放在这里等着人民币升值，”而这还是在中国实行资本项目管制的情况下发生的。 金融业的开放一直是敏感话题。龙永图曾说，入世谈判时最慎重的是证券业，最终我们不承诺5年内开放资本市场，不承诺实现汇率自由浮动，以免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 “以前汽车业说得最多，现在金融业也要大兵压境了，”袁钢明忧虑地表示，金融业开放将面临难以估计的风险。“不是技术问题，是整个体制，从宏观政策到资本市场到外围融资企业，都不适应市场经济。” 无论如何，入世时间表不能改变。2006年，中国将取消对外资银行所有权、经营和设立形式，包括对分支机构和许可证发放的限制，允许外资银行向中国客户提供人民币业务。 入世三年内，外资参股设立证券基金管理公司的比例可增加至49％，允许外国证券公司设立合资公司，外资拥有不超过1/3的少数股权，合资公司可从事Ａ股承销、Ｂ股和Ｈ股及政府和公司债券的承销和交易、基金的发起。 2005年后，中国将取消对保险业务的地域限制，允许外国保险公司提供健康险、团体险和养老金、企业年金服务，取消再保险的强制分保规定，降低对外资经纪公司的总资产要求，允许设立独资的保险经纪公司。 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被称为“背水一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金融业的开放也是如此。地域限制取消了，业务开放了，本土金融机构更要积极面对激烈的竞争：提高资本充足率，降低不良资产，开发新产品，留住优质客户和业务骨干……哪个方面做不好，都会影响金融业平稳过渡。 法制建设提速 入世三年，中国政府各部门清理的各种法规和部门规章多达2300多件，涉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和投资等多个方面。各地方政府更是清理了19万多件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和其他政策措施，并根据世贸组织的规则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承诺分别进行了修改和废止。 “法制建设必须顺乎经济全球化趋势，”社科院法学所刘俊海表示，我们在引进国际惯例和先进学说时，要避免制度移植当中的漏移、误移，“比如发源于德国的监事会，本来有董事任选权、董事报酬决定权、重大决策权和监督权四大权力，到了我们这里只剩下监督权，结果总是监督乏力。来自美国的独立董事，在公司董事会占一半以上，而我们的独董，在上市公司才占1/3，而且往往是花瓶董事，缺乏激励机制和岗位责任机制。” 刘俊海分析说，入世之后，法制建设有了新的任务，就是要通过立法增强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同时更大程度地吸引外资。从这样的角度看，我们的法制建设还需要继续提速。 他举例说，改革开放以后建立的三部外商投资法，现在已经大大落后于外商投资者的迫切需求，“管制太多，比如股权转让要四道程序，国内公司只需两道程序，这样按照内外身份分别立法不符合WTO规则。” 对于正在修改的《公司法》，刘俊海建议，应当鼓励公司自治，放宽经营范围，放宽转投资的限制，放开投资形式，给中国企业更多的创新空间，从而更好地参与全球竞争。 　“入世三年后，‘巨人’正在过河，”经济学家厉以宁如是说，“有些跨国公司、世界500强，已经快要‘上岸’了。国内企业和这些‘巨人’，要么做伙伴，要么做对手，要么被‘巨人’击垮、收购。我们做好准备了吗？”（中证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