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铜陵有色建立党组织的第一任书记。1950年起先后担任中共铜官山铜矿工程处支部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铜官山铜矿工程处副主任、中共铜官山委员会副书记、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局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铜官山矿务局副局长。离休前是长沙矿山研究院院长。
　　铜官山这个项目开始是在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确立的，那时陈云同志是主任，也正是陈云同志提出来要恢复建设铜官山的。当时陈云当着胡明同志的面（时任中共皖南区党委副书记兼皖南军区副政委）讲了，我就关心你们的铜官山，要加快恢复建设，国家需要铜。这时华东工业部汪道涵部长就着手考虑何时恢复建设铜官山了。记得当时汪道涵部长找我谈话，他说我们现在要恢复建设铜官山，在安徽。这个地方以前给鬼子搞得不像样子，现在我们要恢复起来，准备组织人过去，那么你就到铜官山去，你就具体抓这项工作，技术上面有袁慧灼负责，其他的工作都由你管起来。所有人员确定好后，就任命袁慧灼同志为主任，我当副主任。
　　那时我们这帮人在上海一待就是两个月，由于山上（铜官山）条件不具备，我们只能在上海这边做些前期的工作。到了1950年的8月份，所有人员也从华东工业部搬了出来，全部来到了铜官山。那时我们来到铜官山，可以说什么也没有，一片荒废。整个铜官山除了有鬼子自己的几栋房子外，其他都是零星散落在四周的简易草棚。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对铜官山是这样一个态度，他们称要恢复建设这样的矿山，还不如买铜呢，国民党考虑到建矿山费劲，买铜方便。所以国民党接手后，也派了接受专员从鬼子手中接管过来，但是国民党接手过来后在铜官山没有干任何事，就挖了些铜，也跑了。我们到了以后，矿山的工人也没有。唯一留下了一个仓库保管员，叫张广才，在看着这个摊子。
　　我们那时来铜官山以后，第一步就是先把自己安顿下来，我们全部住在草棚里。接着我们这些人就在山上转，对井下的坑道看看能不能恢复起来，到底有多少基础设施能用起来。
　　搞完这些摸底工作后，我们就给华东工业部汇报，铜官山没有工人，希望解决工人的问题。华东工业部很支持，汪道涵同志明确表态，人从上海招。那时刚解放不久，上海劳动局有很多熟练的工人，所以我们就在上海劳动局招了200多工人，这些都是技术工人。那矿山工人呢，我们就从浙江长兴煤矿招了一批骨干。1950年矿务局的工人就是由这两个部分组成的。
　　到了1951年的时候，大规模的建设开始了。主要是从恢复矿山生产开始，至于选矿厂，那真的是什么也没有，我们第一步就是派人到上海订设备，设备到了以后，要把破碎机这些设备运到选矿的最高点上去，那可是全部靠人抬，那时的工人确实好，没白天没黑夜地忘我工作。
　　山下这块，就是扫把沟。那是1952年开始建设电厂的，这一年我们又开始筹建冶炼厂了，并从沈阳冶炼厂抽调了13名技术工人来这里工作。那个时候冶炼厂120米的烟囱在整个华东地区都算是高的，那时出入铜官山的交通工具就是小火轮，只要在小火轮上远远地看到这个烟囱，就知道到铜官山了。
　　当时铜官山的规模初步定位采矿一天80吨，矿石品位1%、精矿品位13%、年产粗铜2000吨。这个数字在现在看来是很小的数字，在当时2000吨的粗铜是很了不起的。
　　到了1952年底电厂建成，1953年5月铜官山冶炼厂也建成并开始出铜。就在整个工作都已见到成果的时候，我也离开了铜官山。组织上给我重新安排工作的时候，我在北京休整，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有色金属工业局的王逸群局长特地请我看了一部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看了这部片子让我激动不已,片名就叫《铜官山冶炼厂出铜》。看完这部纪录片后，再一次让我感受到，那些年山上山下的艰难岁月。
　　回想我在铜官山工作的三年，真是历历在目。如今许多年过去了，我也因工作的原因再也没回到铜官山，但我的心中始终忘不了铜官山，对那里的人、那里事还是有许多割舍不下的情怀。作为新中国铜工业摇篮，铜陵有色是当之无愧的。我衷心祝愿铜陵有色不断发展壮大，更希望铜陵有色的广大员工幸福美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