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推进深层次改革，加快启动内需。产能过剩背后是“生产过剩”，根本是分配不均造成的，巨大的投资需求没能与最终消费形成良性循环，因此，还应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刺激国内消费等调整生产能力和扩大需求的方式来实现。发展内需，关键是要提高居民收入和购买能力。正确处理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扭转最终消费率低的现象，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同时调整投资结构，引导投资向为扩大居民消费方向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产能过剩问题。
　　其次，加快产业资本“走出去”化解过剩产能。毫无疑问，当前中国调整制造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加快产业整体升级势在必行。未来在全球产业格局调整中过程中，将按照国际分工价值链引起产业布局的重新分布优化。中国要实现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低位保持、中位扩张和高位渗透”的目标：其一，对于纺织、鞋帽等传统的产能过剩行业，可以通过“走出去”在其他国家生产、当地销售或出口产品，可以绕过相关国家的贸易壁垒；其二，加快汽车业等行业的过剩产能输出，加快占领新兴市场迫在眉睫。目前，中国汽车产能“结构性过剩”严重，一方面自2011年以来，中国汽车业正在进入增速回落期，而汽车业产能却进入爆发式增长时期，预计2015年中国汽车产能将达到3250万辆，也就是三年后，汽车年销量要增长一倍。因此，加快汽车业“走出去”，占领非洲、亚洲和拉美等迅速增长的新兴市场意义重大；第三，在产能过剩的风电设备、多晶硅、光伏太阳能电池等新兴行业，可以通过发展“技术追赶型”对外直接投资，充分利用发达国家先进技术集聚地的反向技术外溢，促进企业技术升级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从而有利于国内相关行业的结构升级。
　　最后，减少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干预和控制。1994年财政分权改革以后，我国地方政府出现明显的“公司化”趋势。地方政府直接介入经济、承担企业经营管理角色的趋势，且各级政府与所辖企业形成利益共同体。大量增量资金投向投资驱动型领域造成了普遍性的结构性产能过剩，也导致了投资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大幅降低，这是导致产能扩张的体制性原因。因此，抑制中国式产能过剩必将减少政府对GDP的直接控制和干预，进一步简政放权，不能让“看得见的手”变成“闲不住的手”。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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