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恐的日子

　　1942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天空晴朗，微风徐徐。在我们家乡苏北阜宁地区羊寨小学的操场上，同学们正在进行课外活动--有的围着圆圈做游戏，有的跳绳，有的踢毽子，有的扔沙包，有的玩“打江山”。大家满面春风，欢声笑语。突然，传来飞机嗡嗡的响声，由远及近。老师们非常警觉，大声喊：“同学们，日本的飞机来了，快疏散隐蔽。”同学们都惊慌失措，惊叫起来。有的向教室里跑，有的向操场边上的河沟里跑，我则拼命地向家里奔跑。飞机在低空盘旋，轰鸣声震耳欲聋。我跑呀，跑呀，眼看着来不及跑到家了，就在半路上跑进了临街的赵姨奶家。她老人家赶紧把我推到床底下，将所有的被褥都堆在床上。此时，我感到飞机就在屋顶上来回穿梭，天地都好像在晃动，像是凶恶的野兽一口要将羊寨镇吞掉似的。轰隆！轰隆！两颗炸弹扔下了。炸毁了乔家的房屋，全家三口人一起丧了命。
　　不仅如此，日寇还对我们羊寨镇进行频繁、疯狂的大扫荡，实行残酷的“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扫荡时，鬼子将羊寨镇的草房全部烧光了，强奸了赵姨奶家的哑巴孙女。人们家徒四壁，天天在跑反，白天在壕沟里、玉米高粱地里、芦塘里躲藏，有时还能窥视鬼子的马队在路上来回奔跑，搜索抗日目标。
　　鬼子在羊寨镇上的扫荡只是在苏北扫荡的一个缩影。当时听到大人们讲日寇扫荡是有计划有步骤采用了梳篦、拉网式的战术，所到之处抢粮草、拉耕牛、拖肥猪、捉鸡鸭、奸淫妇女，连儿童也不放过，不听话要射死。在油缸中、酒缸中、饭锅中放入粪便，剥光百姓的衣服，等等，无恶不作。
　　面对凶残的日寇，镇上的人民对日寇犯下的滔天罪行义愤填膺。新四军三师联合地方抗日武装对敌人给予英勇顽强的反击。一次，在我们羊寨镇自然村的单家港，三师22团与敌人交战中，副团长童世明为了掩护部队，保护老百姓转移，阻断鬼子进攻，在掀掉与敌人只有一桥之隔的小木桥的时候，遭到了鬼子射击，不幸壮烈牺牲。像童世明这样的英雄事迹还有很多。经过一年多的浴血奋战，打退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取得了盐阜反扫荡的重大胜利，获得在延安的朱总司令的表扬。
　　为了纪念这次重要胜利，盐阜区专署将童世明英雄牺牲地单家港改名为“世明镇”，并为他建立了墓碑。1943年夏天，还在芦蒲乡建立了抗日烈士纪念塔，陈毅军长亲笔题了字。在我的小学时代，每逢清明，老师带着同学们去扫墓，以寄托我们的哀思。

　　爱，烙在我的心中

　　我十岁的时候，在右上腹的肝区部位长了一个疙瘩。当时农村缺医少药，疙瘩越长越大，像小馒头似的又红又肿，我开始发烧，只能躺在家里，不能下床。新四军三师卫生部知道后，把我接到他们的医院里，马上给我开刀，抽出里面的脓血，伤口很深，医生用了一尺多长的纱布“捻子”塞进伤口内进行消毒治疗，然后，在腰部缠上了十公分的宽绷带，看上去就像是刚从战场上救下来的伤员。护士每天给我换药打针、喂水喂饭，照顾得非常细致，有时还让我喝牛奶，我记得自己当时很不习惯牛奶的味道。张华一部长还亲自来看我，鼓励我好好治疗。护士不只一次地对我说：“这个脓包再不清除，脓血渗到内脏感染，危及生命就无法挽救了。”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和护理，我终于痊愈回家了，全家人都非常感激三师卫生部的医院。
　　六十年过去了，尽管三师卫生部的医生为我做手术的时间已经久远，但对新四军的爱永远、深深地烙在我的心中。参加工作后，每当在医院看病检查身体时，医生常常会指着肝区部位的刀疤问：“这是怎么回事？”我说：“小时候这里长了个挺可怕的疙瘩，新四军三师卫生部给我动手术留下的刀疤。”每每这时，我的心情总是非常激动，感激的泪水往往不由自主地涌出。
　　三师卫生部对整个苏北人民都非常关心和爱护，有一年，苏北地区流行黑热病，阜宁地区是重灾区，村村都有患者。染上这种病后，患者浑身发热，肝脾肿大，贫血而死，严重威胁当地人民的健康。三师卫生部很快设立了一家黑热病疗养所，免费为群众治疗，我和弟弟也在其中。几个月时间，治愈了千余人，百姓感激不尽。
　　我们当地流传着一首歌：“新四军真能干，又流血来又流汗；拿起枪杆猛如虎，拿起锄头庄稼汉；前线拼命杀鬼子，后方努力来生产。新四军真能干，减轻人民的负担；新四军真能干，保护百姓的平安。”部队指战员也常常哼着他们自编“三不走”小调：“水没有挑满缸我们一不走；地没有扫干净我们二不走；东西未还清我们三不走。”军民鱼水之情深似海洋，源远流长。

　　烽火岁月

　　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我们盐阜区人民兴高采烈，喜气洋洋，到处集会游行，敲锣打鼓，老百姓以为战争带来的苦难终于结束，从此可以开始过上和平安居的生活了。然而，蒋介石却发动了全面内战，我们盐阜地区再次被拖入战争的深渊。
　　1946年初冬，蒋介石嫡系王牌军“七十四”师在张灵甫的指挥下，向苏北解放区大举进攻，猛攻根据地重镇涟水，气焰十分嚣张。为了保证机关和后勤人员的顺利转移，我军主力对敌人进行了顽强阻击，打响了涟水保卫战。涟水距离我的家乡约五十华里，为了支援前线，区党委要求羊寨镇组织支前宣传队，我父母都是镇上党员干部，决定让十一岁的我也参加宣传队。在二、三十名宣传队队员中，我的年龄最小。宣传队很快赶到了邻近涟水城的高邻，全村已空无一人。敌机的轰炸声和战场的枪炮声交织在一起，不绝于耳，仿佛要将涟水城吞没似的。白天，我们利用敌机轰炸的间隔，加紧排练节目。晚上，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我们和衣睡在用麦秸铺成的地铺上面，一边是男同志，一边是女同志，大家亲如兄弟姐妹。由于我年纪小，有时还会感到心情紧张，大哥哥大姐姐就给我讲笑话，帮我在头上捉虱子，以缓解紧张心情。
　　有一次，飞机在我们驻地上方低空穿梭搜寻目标时，机翼掠过屋顶，我和几位大姐姐吓得抱在一起，躲到屋子里的桌子下面。突然，男队员赵光和一头钻到麦秸里，大叫“哎呀！我就头要命呀！”这一滑稽场面令人感到十分苦涩。
　　战火越来越残酷，形势越来越严峻。一天，我们突然接到命令：部队向北紧急转移，宣传队不能随军同行，队员们立即返回各自的家乡。由于大家没有心理准备，一时间非常忐忑不安。根据要求，我们要在夜幕降临时出发。夜晚，漆黑一片，天上下着蒙蒙细雨，冷落的村庄寂静无声。由于担心还乡团袭击，我们只能走小路，路很泥泞、湿滑，队员们一个挨着一个，后面的人拉着前面人的衣服以防掉队。整整走了一夜，总算在第二天上午回到了家乡，大家各自回家见到了亲人。可是，我家里没人，一位老党员蔡进大姑接受了我，并且告诉我：“你父亲随着民兵联队到外村准备打游击去了，你妈妈带着你弟弟随着三师在后方的榨油厂转移到八滩去了，你就跟我在一起吧。”由于我们一家四口人在三个地方，组织上出于关心，决定要我父亲带着我先去八滩找我妈妈和弟弟。经过几天的折腾，我的一条腿已经伸不直了，非常疼，一瘸一拐地难以行走。路上，敌机在上空飞行，似乎跟着追我们似的。当我们到了八滩油厂时，工作人员又转移走了。由于母亲和弟弟不能再随工作人员转移，只好来到离家乡几十里外的黄围投靠亲戚，我和父亲又到黄围。
　　这时，形势越来越严峻，敌人占领了盐阜地区所有要塞，我们很难外出活动。父母商定还是从黄围返回家乡，父亲只身绕道先行找民兵联队，同时请一位当地大爷给我们母子引路，但必须在夜晚出行，穿过封锁线--通榆公路。在这漆黑一片的夜晚，周围寂静无声，敌人据点的探照灯来回照射，显得特别恐怖，我们连大气都不敢喘，生怕被敌人发现。还算幸运，我们穿过了封锁线。接着又要过十几米宽的小河。引路的大爷先后背着我和弟弟过河，河水齐腰部，为了避免我们歪倒在水里，大爷不断说“趴好、搂紧、别动”。当时正值腊月二十四，水面上结着薄薄的冰，我和弟弟两条腿拖在水里，冰水浸透了棉裤，刺骨的冷，血液好像已经凝固住了。母亲的脚是被裹缠过的小脚，在大爷的帮扶下踉踉跄跄艰难地走过河。
　　夜越来越深，星星一闪一闪的，似乎也向大地射出寒冷的白光。我们又摸到离小河不远的六盐岗村的亲戚家，家里空无一人，全村都是黑沉沉的。母亲让大爷趁黑夜原路返回，他为我们付出了很多，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这段经历，就深深地怀念他。我们母子三人在亲戚家的锅门口脱下棉裤，挤去冰水，紧紧地靠在一起互相依偎着，待到天刚破晓，淡青色的天空还镶着几颗稀落的残星，我们又出发了。一路上，光秃秃的树杈现出炭条似的黑色，冷冰冰的站着，没有一点活力，我们的心感到惶惶不安，没有一丝暖意。经过大半天的路程，我们到了父亲在沙渝王的朋友家里。在这里，一方面用民间办法治疗我的伤腿，一方面躲避还乡团的袭击。数月之后，我们才回到家乡。为躲避还乡团深夜出城抓捕乡镇干部，我们每天傍晚外出找隐蔽的地方住宿，白天回家看看，继续过着跑反的生活。
　　黑夜就要过去，光明就要来临。1948年不断听到来自北方的胜利消息，人们的心情逐步好了起来。
　　高尔基曾说过：“只有童年时代人们才生活得幸福，因为孩子们的生活是无忧无虑的，成人们在为他们工作。”然而，我的童年大部分时间是在战争环境下度过的，没有享受到“无忧无虑”的生活，却备受战争的困苦。我虽然没有享受过高尔基说的那种“幸福”，可受到另一种幸福的沐浴，那就是人民解放军对老百姓的深切关怀，同志之间的手足之情，共产党人在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将家庭利益服从于党的利益。这些童年留下来的精神境界也是一种哺育，一种鞭策和鼓舞。
　　历史的车轮总是滚滚向前的，应当一切向前看。历史和现实都深刻地告诉我们，不要战争，尽量避免战争，努力争取和平。人们共同努力建设和谐国家、和谐世界，使地球上每个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创造宁静、美好的幸福生活。

（作者简介：汤乃桃，1935年出生，退休干部，原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调度局调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