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1949年4月一天深夜，我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正在召开系科代表大会，一群特务包围了教室，逮捕了数十名学生代表。不久噩耗传来，我的好友和同学史霄雯、穆汉祥被反动派枪杀了。他们的坟墓，今天还矗立在徐家汇校园里。这是上海黎明前的黑暗。同学们都在密切注视着时局和战事的发展，盼望着天亮。
　　1949年5月25日凌晨，一阵枪声掠过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我家门前。清早起床，只见马路边一排排泥土满身的解放军战士整齐地睡在人行道上。上海中心区解放了。
　　这一天，我还见到一件趣事。一位国民党军官打扮的人大模大样坐着三轮车过来，被解放军喝令停下，缴了枪。这国民党军官也糊里糊涂不知解放军的到来。
　　早就对国民党政府腐败不满的青年学生，犹如久旱逢甘露一样，欢欣鼓舞地迎接新的时代。1949年7月，我们这批应届毕业生和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六千余人，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报名进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接受为期两个半月的短期培训。校长是舒同，来授课的都是解放区知名人士，如艾思奇、冯定、刘瑞龙等，讲社会发展史、大众哲学、新民主主义论……陈毅市长亲自来校授课。他从晚上七八点钟，一直讲到翌晨一二点，语言风趣，生动活泼，由浅入深给我们讲人生观、世界观。记得他反复告诉我们革命要过几关：思想关、家庭关、生活关……这是我第一次接受革命启蒙教育，终生难忘。
　　“革大”毕业生主要有两条出路：一是随解放军南下建立新政权，二是北上。我和七百多名革大同学踏上了北上之路。火车从上海到沈阳足足走了五天五夜。在沈阳，我们住进了当时最好的旅社--东北大旅社，受到东北局的热情接待。一过开国大典，我和几位同学一起分配到东北工业部人事处工薪科工作。
　　虽然从书本上学了一些管理知识，但刚出校门的我，从未接触过实际，工厂也很少去过，是地地道道的“三门”干部。起先，组织上让我们到基层实习。我去了鞍钢炼钢厂，跟炼钢专家邵象华实习。每天在平炉前做出钢记录统计。还去了哈尔滨油脂厂、鹤岗煤矿、石岘造纸厂、中长铁路，写了实习调查报告。那时出差可不象现在那样舒服，坐硬板车，睡大通铺，还得自带铺盖卷。工业部机关的人下去也不例外。
　　解放后，东北工业百废待兴。广大工人干部迸发出火一般的热情投入到恢复建设中来。第一线频频传来捷报，新纪录不断涌现。机械工人赵国有、王崇伦以十几倍、几十倍的效率远远超过了伪满记录。旧社会留下来的工资标准又五花八门，参差不齐。东北局决定实行全面工资改革，大幅度提高职工工资。
　　组织上把这个重担压在了我们这些年青人身上。按照前苏联的理论，工资的增长幅度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程度要大致相应。当时统计不健全。我们就从不同行业选择了六个企业作为解剖典型，用加权平均的办法计算出1950年劳动生产率比1949年提高32%。经东北局批准，决定工资增长30%。然后，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拟定工资改革方案，制订工人、技术人员、职员统一的工资等级标准和技术标准，实行八级工资制，还配合东北工业掀起的创造新纪录运动，起草计件奖励条例，推行计件奖励制度，进行定额管理。不知不觉间，新中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系统的工资制度问世了。
　　我和胡皆汉(广西大学)被派往旅大地区组织全市调资工作。上千人的礼堂坐满了各级干部听我们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作“报告”。台下有人议论：“共产党的干部这么年轻”。其实那时我连团员还不是哩!当年，管理十几个专业局，几百个厂矿和几十万职工队伍的东北工业部部长王鹤寿才刚满40岁。其他部处长如吕东、袁宝华、林泽生等多数是三十岁左右。组织指挥鞍钢三大工程建设的基建处长叶志强当时只有26岁。这是一支真正年轻化革命化的队伍。
　　我们这些初来乍到东北的南方人，在生活上也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记得刚到人事处报到时，秘书给行政处写了个条子：“我处来了四名大学生，请安排小灶就餐”。小灶是为部长、处长设立的。我们真有些受宠若惊。后因小灶满员，专为我们设立了中灶。
　　从上海来时，我们穿戴还是学生打扮，洋装夹克，和机关里一律灰蓝色干部着装十分不协调。我们自己也觉得别扭。经申请，每人发了一套旧布棉衣。穿上后感到挺革命、挺时尚。
　　与民同乐，是当时机关的风气。每到周末，机关举行舞会。王鹤寿、吕东部长自己不跳舞，也下来坐坐。再大的官一身布衣，随和亲切，生活俭朴。
　　1950年10月，志愿军奔赴朝鲜，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有个别上海来的同学动摇了，害怕了，私自脱离革命队伍。党组织抓住这些事例耐心地教育我们认清形势，分清敌我，坚定了我们的信心。除少部分人留守机关外，大部分下了基层。我去了北满鸡西兵工厂，协助提高效率促进军工生产。
　　就在这样一种氛围和环境里，一批知识分子成长起来。有的日后还成为共和国的领导骨干。据我所知，从东北工业部机关里出来的就有林宗棠、朱镕基等。在当时，他们已崭露头角。林宗棠率先在机械五厂推行高速切削法，大幅度提高了工效，被评为工业部劳动模范。朱熔基深入基层，写出了颇有见地的调查报告，多次受到部领导的表扬。
　　解放初期的年代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廉洁成风，一心谋发展的火红的年代，也是一生中最令人难忘的年代。
　　六十一甲子，时光一轮回。我也从弱冠之年一变而为耄耋老人了。回忆往事仍历历在目。
　　六十年中，我们光彩过，倒霉过，我们下放过，劳动过；当过工人，当过农民；住过牛棚，挨过斗，也斗过别人。说过真话，也说过错话；写过反映真情的调研报告，也写过应时的假大空的文章。
　　六十年中，和同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随着历史的沉浮，有振奋，有激动；有挫折，有委屈；有疑惑，有彷徨。这是大背景使然。邓小平同志说过：历史往往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没有这些挫折，教训，没有这些激情奋斗，也许就不会有今天的大好风光。
　　“文革”终结，共和国重生。我仿佛又一次见到了天亮。从成功、挫折、失败中走出来的我们的党，终于找到了一条既有国家繁荣富强，又有平民百姓安居乐业；既有效率，又有公平；既有经济大发展，又有以人为本，和谐相处，文化繁荣，法制严明，政治民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在当今国际金融危机的汹涌波涛中，“中国号”巨轮正在劈浪前行。尽管还有颠簸湍流，还有险滩暗礁。但和谐渐进，强国富民的大方向正确了，未来会更加美好。
　　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间，影响不能追。一些同学、同事过早地离我们而去。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晚年享受到前所未有的幸福。我真希望再活十年、二十年，亲眼见到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亲眼见到我国跨入现代化强国的行列，期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世界和平繁荣和人类和睦共处时刻的到来。

（　　作者简介：马家騄，1928年出生，离休干部，原中国有色金属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