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在北京国际饭店的一个VIP室里见到很好玩的一幕：摩根大通的中国行长霍康跟郑州市委书记王文超这么介绍自己：“我叫霍康，霍元甲的霍，也是霍乱的霍。”
　　许多人都知道一个很有名的老外叫大山，中文说得特别溜。实际上，如今的中国商界活跃着许多“大山”。
　　但抛开“常用中文300句”，有些中文对老外来说还是颇有难度的，比如“和稀泥”。这个意指无原则地调和折中的词汇，翻成英文就变成了“try to mediate differences at the sacrifice of principle”。
　　假如你是老外，如何从后一个句子里搞明白，它在中文里要说成是“和稀泥”呢？
　　在“力拓间谍案”之后，矿藏问题如今是国内是非议论最多的一个领域。照理说，理越辩越明，但有些事情很奇怪，常常会越辩越混，以至于把最重要的部分给弄丢了。实际上，这也是“和稀泥”想表达的其中一层意思，却难以被“try to mediate differences at the sacrifice of principle”所涵盖。
　　以这个角度来看，有关稀土的探讨就是一个典型的“和稀泥”局面。
　　稀土是什么？我的同事陈颖晖打了一个很好的比方：石油，工业的血液；稀土，工业的维生素。这种“维生素”原本是我们的骄傲——小时候我们常听说中国地大物博，长大后才知道多数情况下我们地大物薄，所幸有稀土挡挡门面——中国占世界稀土资源的4成多。
　　最近有一个《稀土产业发展政策》正在讨论之中。这个政策的一个背景是，6月下旬时，美国与欧盟就中国限制出口稀有金属问题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诉讼。我猜测，参与政策讨论的人意见难以百分百相同，而检测他们倾向性的很好的一个指针就是上述诉讼。
　　一种是“阴谋论”。持“阴谋论”者认为，美国有芒廷帕斯矿山这样的稀土富矿，但美国2001年停了它，澳大利亚、加拿大等拥有稀土矿的发达国家也纷纷限制或停止开发本国的稀土矿，转而从中国进口，还联手压低中国稀土的价格。
　　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有说服力，但实际上很不公道。假设你是买家，你愿意多花钱还是少花钱？只要低价有人卖，自然买低不买高。很显然，问题不在想便宜买的买家，而在于愿意低价出售的卖家。中国稀土被谁贱卖了？稀土从来没有对外开放过，卖家不是老外，卖家都是中国人。
　　有些人也看到了这个逻辑的漏洞，从中国卖家身上找原因，从而提出“恶性竞争论”。
　　恶性竞争是显然的，这些年来稀土供应量猛长，出口剧增，价格却总在掉。但恶性竞争来自何处呢？
　　一说是需求不足——全球稀土产品的需求量大概为10万吨/年。但问题是需求不能脱离供给来看，如果需求为10万吨/年，而供给却只有8万吨/年，还存在需求不足的问题吗？可见，与其说需求不足，不如说供给过度。
　　全球已探明的稀土储量超过2亿吨，富有稀土的国家不止中国，为什么唯独中国过度供给？有人解释说，咱们有成本优势，老外干不过，所以只好把自己的矿给关了。
　　成本优势是因为中国的稀土资源太好了吗？内蒙古是国内稀土状况较好的一个省份，但内蒙古稀土矿比之澳大利亚lynas 稀土矿如何呢？有矿业老人跟我说，后者远远好于前者。
　　我们在稀土上的所谓“优势”来自何处？外国稀土不开发原因何在？
　　稀土中有效元素含量太低，所以得名稀土，而要把这些微量元素提取出来需要用大量化学药剂，用许多化学程序和大量用水才行，最后这些水流出来的时候，包含了近百种化学药剂，难以处理——如果不能说是无法处理的话。
　　发达国家尽可能少地建立稀土提炼厂，所以没有稀土工业。我们稀土提炼厂不但四处开花，有的大型企业还建在黄河上游。
　　过去的一篇报道中曾提到过一个村，这个村共有田地500余亩，其中20亩被征用开采稀土矿，山包上四处“开花”，稀土与粘土一齐被挖出，开采者用草酸与粘土发生化学反应提炼出初级稀土。草酸严重污染水质，村附近的和山岩水库被严重破坏，只剩下不足一米的池塘，而受污染的农田则超过80亩。
　　换句话说，这个村稀土矿的真实成本至少应是现在账面成本的5倍。今年两会期间，我拜会了曹杰代表，他提了一项关于中国保护稀土资源的意见。曹杰曾去看过一些稀土矿，他给了四个字的评价：“惨不忍睹”。
　　为什么美国从中国购入的稀土的价格低于其在国内开采稀土的成本？因为美国稀土的成本项下，包含了稀土开采的社会成本——在其中，环境治理只是矿业企业需要支付的其中一项。
　　而在中国，“惨不忍睹”只是一个形容词，不计入会计报表，于是成本优势就产生了。由这个角度看，内部竞争导致贱卖是一个看似合理、实质“和稀泥”的解释。只要环境和社会代价不需要支付成本，家家中国稀土企业都觉得自己对比美国人有成本优势，恶性竞争也就必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