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临时工”流行的时代，什么都可以成为临时工。先看一个个例。媒体报道，江西乐安河下游的乐平市9个乡镇40多万人，一直深受污染之害。其中有一个戴村，村里已经有2800多亩地无法耕种，近20年来无一人通过征兵体检，癌症患者有70多人，每年都有四五人因此死亡，且还保持上升趋势。经查，污染源乃是上市公司江西铜业集团下属的德兴铜矿等矿山企业。
　　对于所造成的危害，德兴铜矿和乐平市环保局异口同声，将罪责推到了历史头上：德兴早在唐宋年间就有采铜历史，造成污染的原因主要是古代遗弃的采矿通道形成的“老龙废水”，现代企业不应代历史受过。舆论俏皮地称，这一回，轮到历史女神充当临时工。
　　相对应的，另一条新闻更引人注目。12月7日，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有关行政强制的规定凡与《行政强制法》不一致的，自实施之日起一律停止执行。按照《行政强制法》，“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今后一些临聘人员将不能参与执法，执法错误，执行机关应给予赔偿。
　　我以为这是一件好事。个人揣度，出台这样一个通知的初衷就是让有权执法的单位责任到人，追责到底。避免种种不同身份的“临时工”你方唱罢我登场，应该是顺应民情民意的举措。但偏偏奇怪的是，这样的一个通知引来的不是连声叫好，而是议论纷纷。大多数的评论者都在重点阐述这个通知里存在的悖论，着力追溯通知本身的合理性，而似乎有意识地忽视了通知应该起到的作用。惠铭生就对“临时工不能执法”提出了N个拷问：还有“临时工”这个概念的社会群体吗？行政执法部门何来“临时工”岗位？临时工又为何能违法参与执法活动？
　　禾刀也说，对公权，法无授权即禁止。临时工不得参与执法，这本来就是法治的基本常识，现有法律体系中，也从来找不到赋予临时工参与执法的条款。对于一个法律意义上并不允许存在的用工形态，在一些执法机构依然大量存在，这本身就是对法律的公然亵渎。对于法律从未赋权的特殊群体，一些执法机构出于规避风险的自私考量，违法让渡执法权，这本身就是一种“不作为乱作为”的渎职。
　　这些追问和指责都没有错，道理明摆着。但是又有什么建设性的意义呢？除了“历史”这样的临时工，所谓的临时工能够长期存在，我以为必然有它的客观需要。关键在于具体问题具体对待。行政执法单位聘用临时工是否意味着单位人手的长期不足，又或者只是为了节约开支？所谓的人手不足是否是因为执法事项过多，有些可以放权的地方没有放权？这些都需要细致的厘清才能解决临时工现象。
　　实际上，我们为临时工负责感到愤怒，不是因为他的身份，而是因为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因为临时工还是非临时工，是用工制度上的不同，不会因此改变执法权滥用的根本。严格来说，临时工滥用执法权是错上加错，如果我们不考虑身份的差别，摆脱“临时工出错”有情可原的心理暗示，只是根据问题追究相应的领导责任，相信所谓临时工的说法要少很多。从这点来看，我为通知叫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