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农产品：游资炒作
　　近期以来，国内各地农产品出现较大范围、较大幅度的涨价。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价格受政府监控的31种食品中，10月份有24种涨价，涨价范围近80%。现在流行一种观点：本轮农产品涨价的根本原因是国内愈演愈烈的游资炒作。除了盘面较大的小麦，棉花，怀疑被游资入手的农产品并不少，从大蒜、绿豆，到生姜、苹果，尽管其所需炒作资金十分有限，但相对当下充裕的流动性，让人不得不怀疑这些“小众”品种至少“消化”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在不少分析人士看来，全世界货币泛滥的情况比较普遍，人民币已成为了国际资金的追逐对象，不断有“热钱”通过种种渠道流入中国，意图躲过绝大多数国家的货币贬值。当下人民币升值预期加强导致热钱的流入，热钱进入我国后要寻求投资渠道，而股市、大宗商品可能会成为热钱的首要目标，热钱的涌入也成为导致国内大宗商品价格加速上涨的不可忽略的原因。
　　有 观 点 认为，民间热钱有三大流向，楼市、股市和大宗商品，从目前情况看，热钱正被从楼市驱赶到股市和大宗商品。中国政府一直在出台政策抑制过快的房价上涨，政策力度频繁加大，使得炒房资金不得不退出寻找新的投机热点。随着热钱的大量流入，加上供需矛盾和自然灾害等因素，农产品价格的炒作空间被急剧放大。虽然国家一直在进行调控，并且不断加大调控力度，但是资金流动性的泛滥基本掩盖了这些利空，结果便是，每次的下跌回调都成为疯抢的机会，从先前的大蒜、绿豆、金饰品、棉花、糖、煤炭等的涨价，到最近的黄花梨木、中药材、苹果等涨价，都可以清晰地看出游资推动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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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宗商品资产化的理论
　　大宗商品的交易一般都具有两大特性：1，天生就是国际市场；2，天然造就金融工具。这两个共性特征决定了大宗商品的市场供求必然随着全球化和金融化的进程而发生变化，并直接受制于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影响。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特别是衍生证券市场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大宗商品交易的多层次性和金融化的属性。大宗商品的交易模式从传统的产—供—销变为产—囤—供—炒—销，多了“囤和炒”，金融化的多层次供求介入，并逐渐取代实体经济的供求成为价格波动的主导力量，价格波动的幅度因此升级。原油价格的供求结构已经变了，其他大宗商品也亦步亦趋，时至今日，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区间主要取决于金融化的供求。
　　金融化的供求主要有三个层次，其一是储备性的供求，国家和企业都会有一定的战略性储备，表现为囤积或库存，对库存的管理必然引入金融化的避险性交易，以追求储备性库存的保值和增值。
　　其二是交易性的供求，在金融市场上，任何避险的工具都具有交易的属性，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投机行为，于是纯粹交易性的供求通常会在“避险”的名义下产生，交易的风险和频率逐步升级；
　　其三是衍生性的供求，在衍生产品交易市场上，任何囤积的商品都可以作为或被用作衍生交易的基础投资工具，按照时间和空间的分割创造交易。这就使囤积的商品和投机的炒作构成为供求双方，独立于实体经济的供求和战略性储备的供求，发展成为多层次的金融交易。于是，现代理财市场中多样化的产品设计开始进入这个领域，通过“挂钩(L ink)”等交易方式把大宗商品引进衍生性的交易。
　　上述三种金融化的供求决定大宗商品交易的价格波动，实体经济的供求变动从此退居次要地位，逐渐成为金融交易的借口。无论是储备性的供求，交易性的供求，还是衍生性的供求，都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这就决定了大宗商品交易的不确定性上升，价格波动的幅度增大，市场交易的风险放大。相对于实体经济的供求而言，金融化的供求兴风作浪，翻云覆雨，会使价格波动超出人们可预测的空间。
　　金融化的交易在国际化的市场中必然受制于美元的走势，在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相对稳定之时，大宗商品交易的价格动态也相对平稳，在美元汇率剧烈变动之时，大宗商品交易的价格波动就如同火上浇油，更为剧烈。这时美元就好比金融交易的杠杆，使大宗商品的金融供求剧烈波动，为大宗商品市场增加了一个新的机制：美元风险的对冲机制。这个机制是在美元脱离黄金之后产生的，在本次金融海啸中表现到极致，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幅度在过去十几年再度升级，原因就在于美元汇率的不确定性。
　　实体经济和美元汇率就像跳绳的两端，金融化的交易在跳绳的中间，两端的轻微波动传递到金融交易会形成惊涛骇浪，所以，大宗商品市场的金融化程度越深，价格波动区间的不确定性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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