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松管制：新增长点的历史逻辑
　　八对经济数据偏离背后，或意味着中国经济过去以工业带动的增长模式终结。若这个结论成立，则是寻找中国经济新增长点的一个重要发现。
　　中国在上两次的经济低迷期，主要是出台了新的改革政策，并由此获得了新的增长点。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经济最低时年度增长只有5%左右。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当时是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的专家，见证了这一轮寻找新增长点的政策出炉过程。
　　1987年他提出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即在沿海地区进一步扩大开放，发展大进大出的加工型经济。该构想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此后中央加快开放进程，开放政策实施后，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比如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从1986年的三成左右，变成2006年的七成左右。在上一轮（2001年-2007年）的经济增长中，每年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就有2-3个百分点。
　　同样，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央在启动国债基础设施投资的过程中，实施了住房市场化等改革，由房地产启动带动了钢铁、建材等一系列行业的兴起。
　　刘元春由此表示，上一次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所以能在2002年开始走出经济通缩的困境，根本点在于外贸的贡献导致制造业快速上升，和住房市场化刺激带动整个经济上升，其中加入WTO对出口的贡献更大。“从历史所看到，改革实际上是走出萧条核心的因素。”他说。
　　仔细检验上述两次走出经济低谷的政策药方，实际上核心的一点，是深化了对外和对内的开放。对于本次经济如何走出经济低谷，学者开出的药方则是五花八门，但也仍不脱离呼吁放松管制的范畴。
　　王建认为出路在于城市化。因为工业化创造供给，而城市化创造需求，如果实施城市化，提高城市人口的比重，60年可以创造200万亿-300万亿的国内生产总值需求，目前中国经济只有30万亿左右，“下一步放开户籍等政策，使得更多的人进入城市，不断提高城市化率，GDP再过30年每年保证8%-9%没有问题。”
　　要实施城市化，绕不开是城市土地的扩容问题。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专家张曙光认为，目前国家有18亿亩的耕地红线，全国要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到底要多少耕地，需要详细测算，但是未来如果要提高城市化率，必须要将农村的土地更多地变成城市用地，但是目前城市居民不能买农村宅基地，但是现实是农村的土地已经商品化。
　　比如全国66亿平方米小产权房，占到全国住宅面积的1/3。仅仅深圳3.5万套小产权房，面积达到1.2亿平方米，住了500万人，占到深圳住房面积的49%。张曙光判断，一些管制的政策不松绑，将很难真正带来经济增长，并解决就业问题。
　　“比如贷款担保公司如果每个县搞一个，可以解决多少就业，刺激多少经济，这比大学生当村官来解决就业是不是要好得多，为什么金融服务业就不能放松管制？”他追问道。
　　放松管制的政策药方仍值得期待。不过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提出的能源革命的路径，也令人遐想。他测算发现，目前全国产能设施资本大约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5倍，实施新的技术，将我国50%的产能以新的符合环保、节能减排标准的技术更换一遍，那么可以有占GDP约1.25倍的空间创造，这样放在10年，每年这方面可以带动经济10%的增长。
　　不过正如当下令人费解的经济数据难以解答一样，上述这些从书斋里测算出的数据，虽然令人着迷，但是仍须面对的是：数字能见度。这是数字冰山裸露的一角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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