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建筑钢材都涨到5000多一吨了，别的能不涨吗？”3月19日上午，本报记者在北京市石景山区一处家装市场咨询时了解到，在建筑市场的终端——家装领域，涨价已经成为今年的主题词。
涨价的压力一方面来自于物价上涨的传导压力，另一方面，则直接来源于上游原材料的上涨，比如生产钢材用的铁矿石。据媒体报道，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铁矿石需求方，将不得不接受连续6年价格上涨的命运，涨幅达七成。
自从2月初，中国企业开始与必和必拓等三大铁矿石供应商谈判开始，就引起了国内各界的广泛关注。
理顺矿业体制，激活民间力量参与，国内国际市场并重……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铁矿石定价话语权成为不少代表、委员关心的话题。
国内：民资难涉探矿权
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张宏伟介绍，现在我国面临最大的困难是现有查明的能源等矿产资源区域分布和拥有量严重不适应需求，从而加剧了国际市场的依存度。但是，根据矿产成因地质理论，在我国辽阔的国土及广大的海域范围内，能源等矿产资源应该是很丰富的。多年来不断发现的能源等矿产资源新矿脉，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张宏伟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以及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和后来国务院又相继出台的几项具体规章，已经明显不适应当前的需要。
“特别是对有关矿产资源勘查的规定政策，很多地方不合理，限制条件很苛刻，不利找矿，不利采矿，应该重新加以调整修改。”张宏伟说。
全国人大代表、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韦江宏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也对现有探矿权管理体制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韦江宏认为，我国现行的矿产资源法是1986年制定的，相关规定已表现出与目前矿业发展形势和市场经济发展现状的不适应。近年来，各地相继采取了一些治理措施，如提高探矿权申请的准入门槛，或者借鉴土地使用权的管理办法采取招拍挂有偿出让等。但这些措施只是增加了新申请探矿权的难度和成本。
“更为重要的是，正常的探矿活动作为有益于国家和经济发展的风险投资，应该得到鼓励支持而不是限制。”韦江宏说。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洛阳市主委金正新把我国矿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总结为五个方面，其中，第一条就是矿产资源的管理体制长期不顺，导致矿业管理混乱。
金正新认为，我国的矿产资源管理历史上曾长期处于多个工业主管部门和地矿主管部门并存的时代，部门管理色彩很浓，法律条文中也体现着矿产资源分割管理的迹象。现在有关工业部门都已撤销，而新的统一有序的管理体制却未理顺，条块分割、相互掣肘、管理越位与缺位并存，这些都影响着形成权威部门的有效管理，是造成矿产资源秩序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时，金正新也看到，长期以来我国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产业实行的是较严格的计划、行政管理体制，主要靠国家投入，引进国外资金及先进技术很少。目前实施的管理政策、管理制度在设计上既未充分考虑矿产资源本身和勘查、开采产业的特殊性，也未完全与市场经济接轨，不能享受到风险投资的相应政策，致使这些产业中的绝大多数企业和单位缺乏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能力。商业性勘查和矿产开发的融资市场也未能建立起来。
对于如何改进、理顺体制，张宏伟在书面大会发言中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张宏伟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规定“国家允许外国的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及个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及管辖的其他海域投资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对于寻找矿源问题，仅仅规定“允许”是不够的，应该提倡“鼓励”才是上策。
“许可证制度的许可条件前置太苛刻，不尽合理，探矿垄断局面难打破。”对于正在实行的许可证制度，张宏伟明确提出，“必须降低门槛，实行开放性、鼓励性的找矿制度。”
国际：民资出门找矿难
“对外依存度自然越来越大，严重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发展，能源及若干主要矿产品的短缺甚至威胁到了国家的经济安全。”金正新认为，加入WTO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趋明显，我国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也将更加紧密地与国际矿业相联系，矿业管理体制不顺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下游产业和国际贸易。
全国政协委员、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周文重在谈到如何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时提出，国家经济安全涉及的领域很多，当前尤其要注意维护能源安全和金融安全。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安全直接影响经济安全。能源是经济的命脉，能源安全对国家经济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对能源的需求增加，以及国际能源格局的变化，我国面临的能源安全形势趋于严峻。
“探矿是一种效益可预见性很低的商业、科研、企业行为，投资风险极大。”张宏伟深知，探矿行业一头连着金融，一头连着能源。
出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企业发展的双重诉求，走出去已经成为一部分民营企业的自发选择，但走出去的路并不平坦。
“我们东方集团已经成立30年，总资产已达到600多亿元的规模，成为全国有一定影响的民营企业集团之一。但是，就我们这样有一定实力的民营企业，如果按照现有法规规定条件，申请从事能源资源探查、开采，报批难度很大，且探矿风险难以承受，何况其他中小民营企业呢？”张宏伟说。
“我国经济国际化道路还处于起步阶段，存在很多问题和不足。”与张宏伟相比，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席王俊峰的分析更为理性。
王俊峰分析，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愿望强烈，但影响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走出国门、实现跨国经营，一个重要因素是传统体制、政策以及审批方面的限制过多。行政监管机构对于国际投资企业的审批程序不科学，过于机械僵化，“官管”方式过重。
同时，王俊峰发现，由于调研和信息把握等方面能力较弱，企业对国际市场行业情况和投资环境了解不够，对投资风险的评估过低等等，导致企业在境外投资决策方面比较盲目，企业投资或融资存在很大风险，成功率低，难以适应激烈的国际竞争；此外，与国际跨国企业相比，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规模偏小，经营秩序还有待规范；在结构、合作领域、合作方式、企业跨国经营能力等方面都存在不足与差距。（人民政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