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时候，每一个学年结束，只要我考了第一名，父亲总会奖励我一样东西。奖励一座菱形的座钟，早晨我再也不用迎着月光站在校门口等老师开门。奖励一辆自行车，周末我骑着它走遍了周边的县城和镇街。

我最喜欢的奖品就是那台黑白相间的收音机。从那里，我收听到了刘兰芳的评书《杨家将》《岳飞传》，单田芳的评书《新儿女英雄传》，收听了王刚播讲的《夜幕下的哈尔滨》，李野墨演播的《平凡的世界》。还有广播剧、《午间半小时》，综合文艺节目《今晚八点半》，新闻节目《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等等。在那个文化生活相对贫乏的年代，收音机装点了我丰富多彩的少年生活。

很多时候，听着收音机我进入梦乡。电波里的播音员主持人我非常熟悉：葛兰、夏青、虹云、雅坤、铁成、常亮、方明、傅成励，都是我非常敬佩的播音员。听得久了，总喜欢模仿他们，梦想着有一天能考取北京广播学院，有一只属于自己的话筒。

上了师范，进校没几天，学校团委的人通知我去老师那里。老师随便拿一篇文章让我读，我只读了几分钟，老师就叫停了。第二天，学校通知我中午去广播室。年轻的编辑（其实是上一两级的师兄师姐）早早给我准备好了一篇很短的广播稿，让我熟悉熟悉。几个播音员同学播完后，轮到我了。好激动啊！我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和呼吸，一个字一个字认真播音，赢得了在场编辑和播音员的一致赞赏。又过了几天，学校通知我搬进广播室。从此，我的声音每天通过广播传遍学校的角角落落，一直到毕业。

走上工作岗位，我对话筒越发痴情，偷偷到广播电台毛遂自荐。说真的，只要让我坐在话筒前，给个县长都不会换的。当了老师，对话筒的感情丝毫没有减弱。我就组建了学生广播站，利用课间操时间，指导学生进行十分钟的校园广播。后来，离开学校，我主动要求去单位的广播站当广播员。当时的劳资科去掉了我的知识分子待遇，说广播员是工人岗位。无所谓，降多少岗级都无所谓，只要能让我坐在话筒前就行。

从此，单位的广播站早中晚都有内容。很多时候，我跑基层，跑一线，自己撰稿，自己编辑，自己播音。夏季，洪水冲毁了道路，我和职工们一起抢修道路。工间休息的时候，别人是真正在休息，我拿出小小笔记本，奋笔疾书，把感人的劳动场面记录下来。收工后，工人们回家洗漱、吃饭了，我顾不上擦一把脸，打开广播，动情地播出自己刚刚撰写的广播稿。基建工程现场，我脖子上挂着摄像机和照相机，又是摄像又是拍照，又是写稿件，回来继续上广播。快乐地工作，快乐地生活，每天有使不完的劲，乐此不疲。

几十年过去了，只要不影响到他人，看到好的文章，我仍旧会情不自禁地出声朗读，好像自己的面前仍然树立着一只神圣的话筒。这样的只要有话筒的简简单单的日子，我是非常享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