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22日是我父亲李东英去世一周年的日子，我总有一种想要写点什么的冲动。

1949年3月，我不满2岁，李东英到东北工业管理局工作，我们全家从北京搬到了沈阳。很快他被任命为东北有色金属管理局选矿室主任兼沈阳选矿药剂厂厂长，直到1951年组织上送他去苏联学习有色金属冶炼及科学管理方法。那个时候，我很少见到他，没什么印象，只记得有一次他骑摩托车带着我在公园兜了一圈，玩得特别开心。

1953年他第一次从苏联回国，这时东北人民政府已撤销，东北有色局也随之撤销，他被分配到重工业部有色金属综合研究所任副所长（在西单大木仓，是今天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的前身），我母亲去冶金报社做编辑。我们全家又搬回到北京。

1954年苏联部长会议做出创建钛工业的决定，并在1955年建成千吨级的镁钛厂，随即也开始了生产海绵钛的研究，创建中国的钛工业。之后李东英又被王鹤寿部长派到苏联工作和学习，主要为建立我国的稀有金属工业。

1957年，李东英第二次从苏联回国后到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主持科研，担任副总工程师、副院长等职。为弥补我国稀有金属工业的空白，为两弹一星、零九工程等军工和大规模集成电路等尖端技术所需要的新材料研制努力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

这十几年的时间里，他每日早出晚归，孩子们上学，回家做功课，他无暇顾及。记得当时有色院的警卫工作非常严格，有整整一个连的解放军，到我父亲的办公室要经过三明一暗四道岗哨，那么多年我因为给他送东西只去过两次。父亲即便下班回家了，也是在他屋里看书工作，我在我的房间里看书做作业。交集的时间本来就有限，又都各忙各的。所以后来一些记者要采访我，想让我谈谈我的父亲，我都婉言谢绝了，我确实对我的父亲了解得太少了，怕说不好。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所在的学校北京市第十三中学开家长会，我父亲居然去参加了，到现在我脑海里还能清晰地浮现出他的影像，非常安静地坐在教室的后排，瞪大眼睛专心地听班主任的介绍。虽然仅有这一次，但给我印象极深。

之后文化大革命爆发。1968年我下乡到内蒙古插队。记得我临上火车的时候，看见父亲转过身去落泪了，母亲也哭了，对我说：“快走吧!”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有色院的造反派给我们家每个孩子的档案里都加进了一份对李东英极尽污篾的政审材料，绝了我们上大学、参军、当工人，乃至去建设兵团的路（后来这些材料按组织程序又都寄退回了有研院）。

从1968年起，我当了3年农民，5年工人，3年基层干部，4年大学生，9年技术人员，再回到北京父母身边，已经是23年以后，父母都已经是七旬老人了。

我有幸在父母的晚年陪伴了他们，直到母亲94岁和父亲100岁去世，生活上悉心照料他们，但由于多年养成的习惯，他们在家对孩子们仍不谈工作上的事，所以我对他们的工作内容始终感觉知之甚少。

去年9月22日，我的父亲李东英去世了。按照他生前“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只通知真系亲属”的一再叮嘱，只在协和帅府园一号召开一个家庭送别仪式，没有讣告，除直系亲属外，只报告了国资委有色金属离退休干部局（以下简称“有色老干部局”）局长黄利贤和始终参与照料他的有研院（实际上有色老干部局一直关注着他的病情）。

协和的灵堂都布置好了，但后来的事情就不由我们家属做主了。送别仪式确定了9月24日在八宝山兰厅举行，由中国工程院转来的唁电不断，中国工程院院长李晓红还亲自给我打电话转达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悼念和慰问，交谈了有十几分钟之久。中央和部委等有关领导同志还送了花圈。送别仪式在没有讣告的情况下来了一二百人，其中还有从外地单位赶来的同志，有色老干部局的同志在黄利贤等局领导的带领下几乎悉数来认真操持，《中国有色金属报》还在头版刊登了专文来悼念他。

这一切，让我们全家非常震惊和感动！

通过八宝山兰厅这次送别仪式，以及网上大量的介绍文章，也让我更加全面地认识了我的父亲，他是千千万万中国科技工作者中的一个杰出代表，尤其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党和国家需要有更多像李东英这样的科技工作者为国奋斗，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业。这也是我们第二辈、第三辈、第四辈……有色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