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央企海外资产监管的两份重要文件，近期在国务院国资委的主导下“重磅”出台。国资委网站6月27日正式对外公布了《中央企业境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中央企业境外国有产权管理暂行办法》，自7月1日起施行。两个《办法》对央企境外国有资产监管制度作出了较为完整的规定，明确了央企是其境外国有资产管理的责任主体，其中对于境外企业管理失控、越权投资、内部控制和风险防范存在严重缺陷、未建立境外企业国有资产和产权监管制度，并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情况，国资委将按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说到对央企的海外投资监管，人们不能不想起几年前的陈久霖。在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炒期权被骗案中，对期权交易一无所知的公司原总裁陈久霖，在第一笔交易前，面对两名从新加坡当地聘请的贸易员请示其是否可做时，他的回答竟然是：“只要赚钱就行。”陈久霖为何敢在完全外行的情况下，做这样风险极大的投机交易？从体制上看，“无论是赔是赚都是公家的”当是最大元凶；从机制来看，制度缺失，当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最大底气。祸闯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只能由母公司甚至动用政府的资源来为他处理善后，教训实在深刻。
　　近年来，各种国有资产流失的信息不断冲击着人们的心绪：企业改制中的“自卖自买”现象；盘活资产中“员工下岗回家，老总租房卖地拿高薪”现象；政策性资源垄断导致的“员工收入强者恒强”现象；内部分配制度不规范带来的“国企老总自定薪酬”现象……不少国有资产被这样不清不白地侵吞。而涉及额度更大、知情者反而更少的流失，就是海外资产被不明不白“打水漂”。因此，上述两个《办法》出台的必要性与迫切性不言而喻。
　　笔者在国资委网站看到了这两份文件，应该说，对于监管对象来说，相关条文规定得比较细，对海外国有资产的控制起码有了可循之章。但是，生活经验也告诉人们，规章制度制定起来并不难，难的是如何确保对违规者的“发现”。因为海外资产远离监管者视线，监管行为如果只局限于书面的报批、审核，就很可能陷于隔靴骚痒。此外，通读这两个文件，感觉文件的口气都是“应当”如何，而在应当如何却没有如何的罚则上，却说的非常笼统。不难想象，如果对罚则没有量化，所谓的“担责”，也极有可能存在被虚化的可能。
　　鉴于海外资产的特殊性，笔者以为，这两个文件还存在着一定的明确与细化空间。比如，失误与私吞的界线，应该通过细则来分清；再比如，有权决策海外资产投资者，个人应该有相应的资产做抵押……国有出资人的主动权如何落实，才是央企海外资产监管的核心问题，两个文件围绕这一点来制定，才具有更加实际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