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创新质生产能力 制胜未来供给竞争

——在大湾区科创高峰论坛上的发言

当前，国际经贸摩擦的深层矛盾，已不再停留于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分工或技术路线竞争，而是进一步下沉为规模、体量、成本曲线、供应链控制力与制度塑造力的综合较量。一场更为激烈、更为持久的国际博弈正在全面展开。这便是国际产能博弈，正经历着从产能转移、逆序流动、被逆序流动、新质产能竞争的深刻演变。世界经济正在从一个“谁掌握技术更先进”的时代，转向一个“谁能够将技术转化为大规模、低成本、稳定而可持续的现实供给能力”的时代。比如，2025年DeepSeek大幅提升计算能力而产生的轰动效应。技术虽然重要，但有效改变全球利益格局的，往往不是实验室里的突破本身，而是突破之后能否迅速工程化、产业化、规模化，能否形成跨周期、跨区域、跨环节的系统供给能力。笔者曾在2026年4月16日于本报发表了题为《亟待研究：国际产能博弈及逆序流动》的文章，本文则是再深化的研究。

国际产能逆序流动

所谓产能逆序流动，是指后发国家不再满足于承接发达国家淘汰的落后产能，而是在某些领域实现了对发达国家产能的全面超越乃至技术引领，并冲击原有国际秩序与分工格局。美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工业化崛起，正是这一观点的典型历史佐证。

19世纪中叶前，全球工业产能核心在英国，英国凭借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优势，垄断纺织、煤炭、钢铁等核心产业，主导全球分工与贸易秩序，此时的美国仍处于承接英国部分低端产能、依赖农产品出口的后发阶段，契合传统“雁阵式”产业转移模式。但美国并未局限于承接落后产能，而是聚焦产能本身的积累与升级。一方面，依托本土丰富的自然资源、庞大的国内市场，规模化发展钢铁、机械制造等产业，将当时的前沿技术（如钢铁冶炼技术、电力技术）快速转化为量产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制定产业政策，提升生产要素配置效率，逐步形成全产业链优势。

到19世纪末，美国钢铁产能已超越英国钢铁产能，成为全球第一钢铁生产大国，随后在汽车、电力等新兴产业中，进一步将技术突破转化为规模化供给能力（福特流水线的推广），让汽车从奢侈品变为大众消费品，实现了“技术工程化、产业规模化”，彻底打破了英国主导的工业产能格局。这种产能崛起带来的不仅是经济总量的超越，更直接冲击了原有国际分工与贸易秩序。美国从产能承接者转变为全球供给中心，逐步取代英国成为全球经贸规则的主导者，原本由英国主导的“殖民贸易和低端产能转移”秩序，被美国主导的“规模化产能输出和规则重构”模式取代。

对于我国而言，当我国在钢铁、铝、铜等传统冶金产业，在光伏、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等现代新兴产业的产能占据全球“半壁江山”乃至更高比例之后，就出现了不少的国际摩擦，表面上是某些产品、某些企业、某些政策之间的争议，深层上是触动了原有国际秩序中最敏感的利益神经，因为原来美西方所谓的全球化容纳的是“后发国家承接部分制造环节”，而不是“后发大国在多个关键产业形成规模、成本、配套、技术和市场联动优势”。美西方能接纳我国为波音和空客代工飞机零部件，但不愿接纳我国C919大型客机进入国际市场，正是这一逻辑的直接体现。

国际产能被逆序流动

随着国际产能的逆序流动，发达国家展开了一系列的防御与反制的非对称应对措施，出现国际产能的“被逆序流动”，即当一国在特定领域建立起产能优势后，发达国家利用规则壁垒（碳关税、反补贴）、供应链重构（友岸外包）及技术封锁，试图将该国从全球价值链中“剥离”或“边缘化”，迫使其优势产能沦为“过剩产能”。

在规则层面，人为制造“合规性剥离”，从单纯比拼成本转向利用环境、劳工等非价格标准构建壁垒。比如，欧盟以“碳泄漏”为名，对进口的钢铁、铝、电力等高载能产品征收边境调节税，直接针对中国以煤电为主的能源结构，试图通过“绿色门槛”削弱中国基础材料的成本优势；又如，以反补贴与国家安全审查为名，将中国产能的规模优势直接等同于“政府补贴扭曲”，通过高额关税和投资审查，阻断中国产品进入其市场。

在供应链层面，人为制造“友岸外包”切割。比如，美国推动关键产业链向墨西哥、加拿大转移；欧洲推动向东欧、北非转移；又如，通过《通胀削减法案》（IRA）等巨额补贴，诱导本国及盟友企业在本土或“友好国家”重建产能，试图在5~10年内逐步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

在技术层面，人为制造“天花板”。在半导体、高端装备等尚未完全实现“逆序”的领域，发达国家通过出口管制（如荷兰光刻机禁令、美国芯片法案）严防死守，阻止中国向上突破，意图将中国锁定在中低端制造或使其高端产能因“缺芯少魂”而空转。

目前及未来一个时期，全球产能正进入“逆序流动”与“被逆序流动”的博弈交汇期，如果说“逆序”是中国制造业的崛起，那么“被逆序”就是对中国制造业的遏制。美西方试图将我国从全球价值链中“剥离”或“边缘化”，将我国优势产能沦为“过剩产能”。我国制造业将经受“被逆序流动”的严峻考验，将面临高端产能被强制回流欧美、中低端产能被分流东南亚的双重挤压挑战，一些产业成为国际产能博弈的“风暴眼”，一些城市将成为应对“被逆序”压力的最前沿“试验场”。

“被逆序流动”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它是一场被迫的演变。面对“被逆序”压力，简单的“保产能”或“去产能”都是陷阱。正确应对之策，绝非退守保护，而是要以更开放、更灵活的姿态重构全球生产“函数”。虽然，对于确实缺乏竞争力的低端环节，允许其自然淘汰；对于新兴产业的高端产能，要通过技术迭代和全球布局，让其“流”得出去，并“留”得下核心价值。但是，要最终赢得国际产能“被逆序流动”战略主动，最关键的是发展新质产能，才能在这场重塑全球制造业版图的博弈中，从被动的“承接者”彻底转变为主动的“定义者”。

增创新质生产能力

制胜未来供给竞争

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具备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的生产力形态，而新质生产能力则是将新质生产力规模化、稳定化应用于制造环节，形成可靠的产品输出与市场供给能力。将新质生产力转化为新质生产能力，本质是打通从“技术突破”到“产业落地”的堵点，实现创新成果的规模化、高效化产出。

发展新质生产力，最终要落到新质生产力的产能建设上，这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必然逻辑。新质产能的核心特征有，一是要素驱动，从“堆资源”到“拼知识”，核心驱动力是知识、技术与数据；二是产出形态，从标准化到高附加值系统，输出高复杂度、高附加值的系统解决方案；三是组织方式，从刚性到柔性和韧性，能够实现小批量、多批次的快速响应，具备应对全球供应链波动的韧性系数。

加快形成和扩大新质产能，不仅是技术层面的迭代，而是供给体系代际差的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讲，新质生产力是“潜能”，新质生产能力是“实能”，二者之间的转化，核心在于解决有技术无产能或有产能无效率的矛盾。这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制度、要素、组织协同的系统工程，即形成以创新为主导、要素高效配置、具备动态适应性的先进供给体系。

一是重塑生产关系。加快形成新质产能必然要求改革现有的生产关系，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在要素配置机制上，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让人才、资本、数据等优质生产要素向新质生产力领域顺畅流动。在产业组织形态上，要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形成“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链主企业”的协同生态。在分配激励机制上，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和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

二是重塑创新底座。在强化基础研究上，要瞄准“从0到1”的原始创新，建立长期稳定的投入机制。在完善转化机制上，要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的全链条生态。在形成规模效应上，构建紧凑化、连续化、短流程、近终型的规模化生产效应，形成产品性价比绝对竞争能力。

三是重塑先进产能。要推动产业升级和产业创新，重塑先进产能，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改造传统产业上，要利用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技术赋能传统制造业，提升生产效率；在壮大新兴产业上，要在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形成产业集群优势；在布局未来产业上，前瞻布局6G、量子信息、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培育未来增长点；在产业发展互动上，要加快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耦合发展，实现良性互动并创新产业。

积极开展国际产能博弈的

软科学研究

当后发国家的产能规模全面超越先发国家，全球供应链的枢纽节点从欧美转移至东亚，传统国际分工体系难以适配新兴大国的发展诉求趋势日益凸显，特别是随着新兴产业发展和未来产业的崛起，国际贸易规则如何重构？地缘政治博弈如何演变？我国必须在这一历史性变局中找准战略路径，积极应对，其中也必须加强国际产能博弈的软科学研究。

一是要构建多层次的认知体系。要结合全球化进程与国际秩序的重构，开展宏观层面的方向研究；要结合全球产业发展趋势和产业链供应链的重塑，开展中观层面的分析研究；要结合我国企业全球竞争力的提高，开展微观层面的操作性研究。

二是要构建国际经贸理论新体系。传统国际经济学理论，能够较好解释二战后至20世纪末的全球梯度产业转移现象，但其基本假设已难以适配当前全球经贸格局的现实。要重新审视国家间竞争的核心本质、国际秩序演变的内在动力、全球化进程中的利益分配机制等重大理论问题，开展传统理论的不适应问题研究，构建新时代发展格局的国际经贸理论体系。

三是要构建调整西方心态的叙事体系。按照我国的发展势头，不久的将来，其新质产能必将占据全球“半壁江山”。要未雨绸缪，帮助美西方调整心态。要摆脱对“产能过剩”的被动叙事，研究确立新质产能的理论定义，开展新质产能的主动叙事，强调我国新质产能的发展代表了全球先进生产力的前进方向，不仅提升了全球供给能力的先进性，而且带动了全球经济的向上发展，由此据理反驳所谓的“产能过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