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对于一个设计院来说，意味着什么？

是数以万计的图纸，是遍布海内外的铝厂建成，是从零起步到支撑全球四成电解铝产能的技术底座。这些都没有错。但是，如果你走进中铝国际沈阳铝镁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沈阳铝镁院”），了解那些把一生都交付给这片热土的人，你会发现，75年，是一代又一代人用青春、热血，用身处异乡的漫漫长夜，用图纸上的每一根线条，与新中国铝工业彼此照亮、互相成全的伟大事业。

一

1951年，清华大学毕业生罗学强走进原东北工业部土木建筑设计公司的时候，没人想到这个年轻人日后会执掌这家设计院，成为中国铝工业发展的重要参与者。

那时的中国，缺铝如缺粮。罗学强参与的第一个项目是“新中国第一个铝镁合金加工企业”——东北轻合金加工厂。他常年驻扎在工地，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1954年，在审查苏联设计图纸时，他发现苏联人的设计过于保守，会造成巨大浪费。在“苏联专家至上”的年代，质疑苏联图纸需要的不只是专业能力，更需要勇气。他带着团队反复计算，拿出自己的方案，为工程节省了600多立方米钢筋混凝土。

多年后，他成为院长，经与专家反复论证，共同建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要优先发展铝”的方针，最终被确定为国家战略。他任期内，抚顺、郑州、山西、青海、包头五大国家重点铝厂相继建成。

但罗学强让人记住的，不只是这些载入史册的工程。他亲自组织专家给年轻技术人员讲课，送他们去天津大学、南京大学定向培养，在东北大学办英语口语班，选送骨干到美国、德国进修。他深知，技术可以引进，人才需要自己培养。

他还努力解决技术人员的后顾之忧——与领导班子一起，5年内为职工盖了310万平方米宿舍，投资沈阳市最好的中小学，让职工子弟优先入学。在他眼里，一个工程师如果天天为孩子上学发愁，怎么能安心画图？

罗学强那一代班子，留下了一个传统：企业把员工放在心上，员工才会把事业扛在肩上。

二

1962年，朝鲜族姑娘李锦莲从延边大学毕业，分配到设计院。她几乎不会说汉语，每天既要熟悉业务，还要学习汉语，肩上的担子比别人重一倍。后来结婚、带孩子，她白天上班，晚上哄完孩子继续看书。

没有人要求她这样做。她只是觉得，既然选择了这一行，就不能掉队。

20年后，山西铝厂——亚洲最大氧化铝生产基地的建设任务落在她肩上。1982年，她当年完成的工作量相当于普通员工539天的工作量——一年干了近2年的活。第二年，她又完成了1年零8个月的工作量。

1987年7月，山西铝厂准备投料试车。李锦莲来到位于吕梁山南麓的放马滩，和一位助理工程师一起，对近600台设备、约2000条管道逐台逐条检查，处理问题100多个。

试车开始后，她冒着高温和高压料浆随时可能喷出灼伤的危险，连续三天两夜守在现场。第3天凌晨5点，她发现碳分工段温度异常，立刻从十几米高的槽上下来，跑到五六百米外的石灰炉检查，终于找到了问题症结。症结一除，氢氧化铝顺利析出。

“成功了！成功了！”人们围着她祝贺。她却说：“这是全院多专业协作的集体创作。”

有位记者后来写了一篇通讯，题为《放马滩上的“金达莱”》。金达莱，是朝鲜族对杜鹃花的称呼，寓意坚强、美好。

李锦莲用25年，从一句汉语不会说，到成为全国勘察设计大师。这不是传奇，这是一个普通人把每一天都过得不普通的故事。

三

1985年10月，美国密歇根大学，厉衡隆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3年时间，选修16门课，门门成绩A或A+，在英美期刊发表论文5篇，参加学术会议7次，宣读论文4次。

他的导师和同学都知道，这个中国学生有多拼命。

国家同意他取得博士学位后可以继续留美工作一年半，待遇优厚，朋友也劝他留下。他回答：“我的祖国不在这里。”

“尤其是在国内各行各业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扩大建设，对于在国外取得学位的人来说，正是大有用武之地之时。”

1986年初，厉衡隆回国，担任沈阳铝镁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不久后任副院长。有人问他后不后悔这个选择，他没有直接回答，但他当年在给院领导的信里写过一句话：“我是肩负着人民的期望而来的，我要以自己的努力为祖国增光。”

同在那个年代，另一位工程师刘忏斌也面临着诱惑。外国公司的专家曾和他开玩笑：“刘先生如果来我们公司，月薪可以付1万元。”那时候，国内工程师的月工资才几百块。

刘忏斌笑了笑，没有接话。他的同事说：“老刘事业心最强，私心最少。”两个“最”字，是一个普通人能得到的最高评价。

让刘忏斌成名的一件事，是1985年救活了广东茂名市炭素厂。那个厂濒临倒闭——年产不足1000吨，只达到设计能力的一半，每吨电耗7100千瓦时，全国最高，发不出工资，工人“自找出路”。厂领导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跑到沈阳。刘忏斌研制出我国第一台5万安培硅整流装置，一次试验成功。结果每吨电耗降到4200千瓦时，产能翻番，工厂从年亏10万元变成年赚41万元。《南方日报》头版发了通讯，还配了短评，题为《从一台“救命”装置说起》。

刘忏斌让人记住的，不只是技术，更是那代知识分子公而忘私的风骨。

四

在沈阳铝镁院，还有一批人，他们的战场不在沈阳，在全国各地的荒山野岭。

山西铝厂龙门山石灰石矿，要把海拔890米山巅的矿石运到山下，高差228米，相当于80层楼。传统的运输方式效率低、成本高。时年55岁的高级工程师苏世佑，提出一个大胆的方案：用一条1200米长的下向钢绳芯胶带运输机，直接把矿石送下山。

这个方案，国内没人做过，国外也没有完整技术资料。一旦制动失灵，就会发生严重的飞车事故。

苏世佑说：“为了技术进步，总得有人先走一步。不担风险，是闯不出一条新路的。”

他带着团队查找大量资料，跑遍宝钢、渡口、开滦考察，反复计算、论证。在制动措施上设计了三级制动装置，还巧妙地利用重力发电，回收能源，年节约电能120万千瓦时。

1987年7月，这条“地下长龙”负荷试车成功，平稳运行。工人把巷道叫作“地下宫殿”。施工期间，苏世佑一个人进入斜井坑道46次，晚上加班87天。228米的高差，步行要40分钟，他来回跑。中午顾不上吃饭，就啃几口面包。

他说：“我是55岁的人了，这样的设计还能摊上几个？”话语朴素，却让人鼻酸。

在山西铝厂的工地上，像苏世佑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副总工程师闵中兴担任现场设计队队长，一干就是多年，孝义铝矿的水源问题十几年没解决，他带头组织勘探，终于找到水源。高级工程师陈朴庵带着同志们用50多天把所有图纸复查一遍，每天加班到晚上十一二点，身体不好就偷偷吃几片药继续干。电力专业张桂芝在现场工作一年多，整天泡在工地，工人评价说：“电厂施工，我们最熟悉的施工代表就是张桂芝。”

还有张吉文。1988年，他主动申请去孝义铝矿现场，在吕梁山沟里一待就是3年多。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没有像样的宿舍，只有四面透风的平房，没水没电，冬天生炉子，晚上点蜡烛，喝的是泥土沉淀不下去的浅层水，买菜要走40分钟。现场常常只有他一个人，夜晚孤零零的，连广播都听不到。施工单位领导感慨：“张工是位苦行僧。”

五

沈阳铝镁院的故事里，不只有工程师，还有那些“放下锄头又拿起制图笔”的人。

由于历史原因，建筑专业连续十几年没招到新大学生。国家放开人事制度，为解决两地生活困难等，不少老技术人员大量地调离设计院，五六十年代的老专家相继退休，人才断层触目惊心。1976年，院里从返城知青中选拔了一批学员，取名“七二一大学”。这些年轻人告别了农村广阔天地，放下锄头拿起制图笔，想到即将为“四化”绘制建设蓝图，个个如饥似渴，废寝忘食地学习知识。

这批人由李秀德、王兰负责，土建室工程师为其授课，历经两年多时间毕业。邱金玉就是这群人的典型代表，他1963年毕业进院，从描图员做起，一步步成长为建筑专业组长。1982年他接任组长时，深感压力巨大，甚至一度想推辞。但领导说“就是你了”，他便再也没有退缩。

他写下一份3600字的报告，从人员构成到改进对策，逐一剖析。然后带着年轻人一点一点地啃：技术讲座、图纸会审、现场考察、远赴广东海南调研……他手把手地教。年轻人也争气，白天画图，晚上自学，如饥似渴。

8年组长的任期内，建筑专业组圆满完成了山西铝厂这个院史上最大的工程。1996年，他组织团队参加辽宁省住宅设计竞赛，一举拿下二等奖，全省仅3个，铝镁院6人同时获奖。更让他欣慰的是，当年的“七二一”学员后来有4人考取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6人晋升高级建筑师。

退休前，邱金玉在建筑类顶级核心期刊《建筑学报》上发表了论文《中国工业建筑要走向现代化》。他说：“我把基座筑好了，把路标立好了，然后交给了下一代。”

还有一种传承，在更早的年代。1952年，31位姑娘组成了新中国第一支“三八女子测量队”，平均年龄不足22岁。她们扛着20多公斤的仪器奔走在荒山野岭，左肩肿了换右肩，白天测量，晚上在油灯下整理数据，自此开创了女子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先河，开启了新中国“三八女子队”的格式命名。

还有那支“百名工程师大合唱”。1981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2周年，院工会组织了百名工程师大合唱，演唱了两首由职工和家属创作的歌曲。一百人里绝大部分都是工程师，最年长的陶国睿当时已经70多岁。在沈阳市文化宫演出时，全场轰动——没有第二个单位能找出一百个工程师。

那是沈阳铝镁院人才济济的年代，也是这个集体凝聚力的最好注脚。

六

20世纪80年代末，中州铝厂在太行山下的一片乱石滩上破土动工。设计队副队长高增先，把家从沈阳搬到了工地，一待就是4年，之后又转战条件更差的中州现场，把年迈的母亲和两个上学的孩子留在沈阳。支部书记刘可成已到退休年龄，仍坚持在现场，早起晚归检查安全，和大家一起美化庭院、栽花种树。1988年，他被指挥部授予先进工作者。

青海铝厂，海拔2400米。年近花甲的李廷全担任现场设计队队长，每天深入现场，对所有开工项目逐项复查图纸。支部书记曹瑞生是退居二线的副院长，在文员回沈阳期间，主动担负起收发文件、复印资料的杂务，他说：“我来就是干活的。”

在青海现场，第一次出现电解母线的设计问题。国外图纸的标高与国内不一致，工程师李厚福反复核对，发现是国外图纸错了。这本应由外方专家解决，但工期不等人，他主动给出了修正方案。瑞士BBC公司的专家后来承认了错误，对中方工程师的专业能力刮目相看。

还有包头铝厂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初，包铝二期工程现场，设计队队长李金鹏带着一群刚毕业的大学生住在招待所。文化生活单调，他们就自己办舞会，电力室的李麟当教练。食堂伙食单调，就每逢节假日自己做。有人用西瓜皮拌凉菜，有人做拿手菜，电力室的罗凯做拔丝冰棍堪称一绝。几个年轻人把队长家的炉盖弄丢了，就拿平底锅盖上，结果锅烧变形了，大家笑作一团。

那是物质匮乏但人情温暖的年代。有人带孩子到现场，孩子们在工地上长大，多年后回忆起那段经历，说那是“人生中最难忘的时光”。

七

75年，足够一个人从青丝到白发，足够一个行业从蹒跚学步到领跑世界，足够一家设计院从哈尔滨中央大街141号的几间办公室，发展成中国铝工业的技术引擎。

但沈阳铝镁院的故事，从来不是冷冰冰的数字堆砌。

它是罗学强在苏联图纸上写下修改意见时的那支笔，是李锦莲在十几米高的碳分槽上俯瞰施工现场时的那个背影，是厉衡隆说出“我的祖国不在这里”时的那份坚定，是刘忏斌面对万元月薪不为所动时的那份从容，是苏世佑在80层楼高的斜井里啃面包时的那个侧影，是张吉文在吕梁山沟里独自度过的那一千个夜晚，是邱金玉手把手教年轻人画图时的那份耐心。

它是一个组织与一群人，彼此成就、互相照亮的故事。

今天，沈阳铝镁院的年轻工程师们已经走向东南亚、走向欧洲、走向世界。他们坐在现代化的办公室里，用三维建模、仿真分析、数据推演，继续着前辈们的事业。他们中的很多人不知道，几十年前，在同一座城市的另一间办公室里，他们的前辈曾用圆规和尺子，在泛黄的图纸上画下中国铝工业的第一条线。

马路湾的灯火，75年了，依然闪亮。

灯下有人，心里有家。那灯火，是一代又一代人，用青春、用热血、用异乡的漫漫长夜、用图纸上的每一根线条，一盏一盏点亮的。他们，将继续与国家铝工业彼此照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