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中地质工作的探索与变革

2016年08月15日 9:22 3702次浏览 来源:   分类: 地质矿业   作者: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1979年,和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地质工作也开始了全面的恢复、发展和体制机制方面的不懈改革。
  恢复地质—找矿为中心,推进区调与矿产资源普查
  改革开放之初,最重要的任务是工作重心的调整。
  1979年1月,全国地质局长会议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确立了以地质—找矿为中心的方针,实现了地质行业的拨乱反正。1981年12月,全国地质局长会议进一步明确,要把根本出发点放在提高地质找矿效果和地质工作的经济、社会效益上。
  为加强对地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1979年9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1次会议通过决定,撤销国家地质总局,重建地质部,并规定地质部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和管理国家资源的普查、勘探,对全国长远和年度的地质工作进行统一规划和安排并组织实施。”1980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地质工作管理体制改为以地质部为主、省(市、区)为辅的双重领导;1982年,地质部又增加了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进行监督管理的职能,改名为地质矿产部。
  1979年,地质部制定了《地质工作三年调整纲要》,提出要把国家建设需要同客观地质条件结合起来,因地制宜地部署地质工作,加强宏观决策管理。1981年年底召开的全国地质局长会议进一步明确提出,实行“以地质找矿为中心”的方针,要求把根本出发点放在提高地质工作效果和经济、社会效益上。
  原地矿部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毓川从1983年起在地矿部地矿司领导岗位上多年。据他回忆,当时地矿部地质勘查工作有两大重点,一是区调工作的全面推进,二是固体矿产普查。
  1983年后,区调工作的速度明显加快。1983年11月召开的全国1∶5万区域地质调查工作会议,计划到2000年完成20%国土面积,这次会议使1∶5万区调工作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时期。截至1998年底,全国累计完成1∶5万区调168万平方公里,占陆地面积的17.5%。
  与1∶5万区调同时进行的还有1∶100万和1∶25(20)万区调。截至1995年底,除台湾省和一些边界地区外,累计完成1∶100万区调942.75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98.2%。截至1998年底,1∶20万区调累计完成691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71.9%,新开的1∶25万区调累计完成9.4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面积的0.98%。
  1985年,地矿部在山西太原召开全国固体矿产普查工作会议,时任地矿部副部长的温家宝主持了此次会议,并在《中国地质》发表了《开展新一轮固体矿产普查工作》一文。以此为标志,新一轮的固体矿产普查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起来。
  第二轮固体矿产普查强调依靠科技进步和应用新技术,首先在成矿远景区带重要经济区实行区域展开、重点突破、综合找矿、综合评价,力求开拓新的找矿领域、突破新的矿床类型、探索新的找矿深度、发现新的矿产地。
  此次普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全国探明有储量的矿产由1985年的137种增加到149种,新发现并经证实具有工业开发价值的矿产地有3300多处,共涉及110种矿产,经勘查工作证实为大中型矿产地的有1644处。
  1996年,地质矿产部地质调查局以1∶25万基础地理信息为基准,在全国全面实施“第二轮填图”计划。其宗旨是:加强地质矿产部制定的25个重点片区的区调工作;开拓新的服务领域,如农业地质、灾害地质、生态地质、环境地质等;完善和发展区调技术方法,包括地质填图方法,及GIS、GPS、RS等高新技术应用;建立全国区域地质调查数据库及不同比例尺数字地质图图库等。由于该项计划强调科技创新、综合研究,成绩非常突出,后来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开展两轮成矿区划,找矿工作获得较快发展
  另一件大事是编制成矿远景区划,对矿产资源进行资源总量预测。实践证明,开展经常性的区划工作是找矿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1979~1985年,我国开展了第一轮成矿远景区划,其成果为“七五”、“八五”地质找矿的宏观布局提供了科学依据。从1981~1989年,先后完成了30个省(区、市)区域地质志和23个省(区、市)区域矿产总结编制工作,30个部省级区域地质志,1∶150万~1∶50万地质图、岩浆岩图、构造图等约100份,标志着地质工作对各省乃至全国的基础地质问题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
  随着新一轮固体矿产普查工作在32个重点区片的推进,全国各省1∶20万化探扫面也已大部分完成,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专家建议进行第二轮区划,指导下一步找矿工作。于是1992~1995年,地矿部又进行了第二轮成矿远景区划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划出了一批找矿远景区,并在此基础上编制了《矿产勘查跨世纪工程》和《西南三江矿产资源富集区矿产勘查开发特别找矿计划》。
  这一时期在重点成矿区带地质工作进行“五统一”部署:区调、区划、物化遥、矿产普查、科技攻关整体协调部署。资源预测成为公认的矿产勘查的前期工作。与成矿预测等工作相结合,这一阶段,我国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第二轮石油天然气普查和金矿大会战等有重点的矿产勘查。
  1982年,地质部召开石油地质工作会议,提出开展以“新地区、新领域、新类型、新深度”为指导方针的新一轮油气地质勘查工作,决定在继续挖掘东部潜力的同时,一方面走向西部,另一方面向东海进军。新一轮油气勘查最为突出的重要成果是塔里木盆地和东海盆地取得的历史性重大突破。
  1985年~1990年期间,由地矿部、冶金部、有色总公司组成的全国黄金地质工作领导小组,组织、推进在全国范围的找金工作。为此,国务院设立专项资金,使“七五”期间找金投入比“六五”期间翻了一番多。
  据时任全国黄金地质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毓川院士回忆,“由于找矿难度越来越大,必须大力寻找隐伏矿和半隐伏矿,我们还加强了相关的科研攻关力度”。最终在五年内新发现大型和特大型金矿矿产地46处,取得了1308吨资源储量,相当于1949年~1984年35年国内探明独立金矿资源储量的总和。
  这一时期的找矿工作按照长江中下游、南岭、华北地台北缘、三江、阿尔泰等19个重要成矿区带有重点、有计划地推进。据有关资料,截至2000年底,全国发现的矿产有171种,探明有储量的矿产155种,其中能源矿产8种,金属矿产54种,非金属矿产90种,水气矿产3种;累计发现矿产地超过2.5万处,全国建成各类矿山153063座,其中国有矿山9000多座;2000年全国矿石采掘量54亿吨,中国成为居美国、俄罗斯之后的第三大矿业国。
  紧跟社会需求变化,地质工作服务领域扩大
  地质工作不仅仅是矿业的基础,更是国民经济建设的排头兵和人民群众安全的护佑者。
  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地质工作为城市建设服务被提上日程。1983年时任地矿部部长的朱训提出在中心城市和重要经济区部署1:5万区调的战略决策后,城市区调异军突起。截至1990年底,累计完成124个城市的1∶5万区调工作。
  2000年以前,我国共完成1∶50万~1∶20万区域水文地质普查面积820万平方公里,并依据国家需要,除西藏以外,各省(区、市)都编制了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区划,农业水文地质区划等,这些区划在各地制定农业区划及农业开发中得到应用。
  这一时期还完成我国地下水资源现状和保证程度分析报告、1:400万中国地下水源地分布图及中国地下水资源地储量和开采现状调查表等成果,重新核算了我国地下水资源量。
  根据国家农业重点开发区需要,进行了1∶10万~1∶5万农牧业水文地质勘查;配合改造中低产田,经过反复试验,总结出综合治理旱涝盐碱的经验,大大提高农田亩产量;同时还为农业规划提供了有用的地下水资料,配合地方200多个县进行农业区划及农业土地资源调查,提供地下水合理开发利用建议。
  水工环地质调查工作还为国家重大宏观决策提供地质论证。围绕长江三峡水利工程枢纽选址进行的大量勘查工作,为三峡工程重大地质、地震问题,三峡库区环境地质条件与地质灾害防治提供了论证成果;解决多处城市缺水的问题,并因地制宜提出建议,仅1981~1990年期间,就在100多个城市找到了近300个水源地;为城市发展规划进行水资源保证程度预测,并综合治理地面沉降等城市地质灾害问题。
  原地矿部副部长张宏仁曾在一次采访中回忆了当时地矿部逐步开展环境地质工作,特别是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历史。
  1982年7月17日,在四川云阳县长江边上发生了一个大滑坡——鸡扒子滑坡。这个滑坡涉及土石1500万立方米,前缘约180万立方米土石滑入江中,导致长江该河段断航7天。国务院非常重视,拨了8000万元专款,让交通部负责。但由于交通部缺乏治理滑坡需要的专业人才和经验,便请地矿部支援。
  1983年初,地矿部组织专家组对滑坡展开的调查和监测,提出了科学的治理方案。经过几个月的施工和监测,长江航道恢复正常,鸡扒子大滑坡再也没有出现大的险情。这个全国第一个由国家出资的特大型滑坡治理工程,开辟了我国重大地质灾害治理的先河,也为后来地质灾害治理成为地矿部乃至国土资源部职责的一部分,奠定了基础。
  1992年,国务院批准地矿部组织实施长江三峡链子崖危岩体和黄腊石滑坡防治工程,并为此专门拨款1亿元。从那以后,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就明确成为地矿部的职责之一,弥补了长期以来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缺乏理论体系和专业队伍的弊病。
  逐步进入法制化轨道,在国际合作中走向世界
  为了改变矿产资源无法可依的状况,1979年9月在国家经委领导下,由地质部牵头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起草办公室,着手矿法的起草工作。1986年3月19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从此,我国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与管理走上了有法可依的轨道。
  随后,国务院又制定通过了与矿法配套的三个实施细则,促使地质工作由地质调查和地质找矿两方面衍生出地质行业行政管理的功能,为更好的开发、利用、保护和管理国家资源工作起到基础性作用。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是我国极地科考和海洋地质调查起步的时期。
  我国从1980 年开始南极考察活动,从1984年首次组织考察队起,至2000年完成了18个航次科学考察活动,在南极建立了“长城站”和“中山站”;完成了“南极大陆和陆架盆地岩石圈结构、形成、演化和地球动力以及重要矿产资源潜力研究”,编制了1:500万南极地质图。
  1986年9月,地质矿产部“海洋四号”科学调查船在南海中央海盆首次发现锰结核。1990年10月,“海洋四号”首航南设得兰群岛、南极半岛北部及布兰斯菲尔德海峡和德雷克海峡,对南极南大洋进行科学考察和调查,并采集到含铁岩石等,标志着我国海洋地质调查工作迈出了新的步伐。
  这一阶段,基础地质科研也获得了较快发展。
  1979 年,第二次全国地层会议修订了《中国地层指南(1980)》,其后,我国出版了《中国地层》系列专着、《中国各纪地层对比表和说明书》及《中国各系界线研究》专着,特别是在前寒武纪和第四纪的断代研究方面有了重要发展。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举世瞩目的早寒武纪澄江生物群和早白垩纪热河生物群被发现,前者有可能部分改写生物的早期进化史,后者则具有重要的古生态和古环境意义。
  此外,我国还完成一批海洋地质、石油地质、地球物理调查、矿产普查和各类中、小比例尺区域性图件的编制。程裕淇等在区域成矿规律研究中提出了成矿系列新慨念。
  地质科学基础研究工作的对外合作领域,也有了丰硕成果。1980年中法合作开展了《喜马拉雅山地质构造和地壳上地幔的形成和演化》项目;从1991年开始,中美等国又共同开展了“喜马拉雅山和西藏高原深剖面及综合研究”。在南海、东海和黄河口,先后开展了“南沙地质科学考察”、“长江口—东海陆架海洋沉积作用过程”和“黄河三角洲现代沉积作用研究”等中美、中荷、中德的双边海洋地学联合调查。在渤海、南黄海、东海、南海北部海域,进行了对外合作勘查开发海底油气资源等。
  1996年,第30届国际地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全面展示了我国地质研究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果,标志着我国地质工作进入大国行列。
  在改革中艰难探索,“三光荣”旗帜永远飘扬
  1983年,全国地质系统模范政治工作者表彰大会首次总结提出了“以地质事业为荣、以找矿立功为荣、以艰苦奋斗为荣”的“三光荣”精神,为地质工作形成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行业文化指明了方向。多年来,“三光荣”精神,激发着地质工作者在自己的岗位上艰苦奋斗、开拓创新、兢兢业业,以及在艰苦条件和生存困境中不气馁、不妥协、不放弃的信心和勇气。
  进入20世纪80年代,全国改革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推进,地矿部门也面对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变革和困惑。
  针对旧体制下对地勘单位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端,地矿部门提出扩大地勘单位自主权,实施“项目管理、地质市场、多种经营”三大工程,特别是提出开拓地质市场作为改革的突破口,将市场机制引入到计划性较强的地质工作中来。1985年,地质矿产部开始推进“三化”改革,即部分地质成果商品化、地质勘查单位企业化或经营管理企业化、地质队伍社会化。
  国务院参事、地调局原副局长、国土资源部原总工程师张洪涛认为,当时的改革,主要是放权让利、承包经营、扩大经营自主权。这种改革虽然改善了一些地勘单位的经济状况,但也造成了20世纪90年代部分地勘队伍退出地质找矿领域,地质工作严重萎缩,地勘行业整体上的困难状况处于不断恶化之中。总的来看,这一阶段没有触及体制和产权问题,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地勘队伍内部运行机制的渐进式改革,其指向为“百万地质大军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随着地质勘查行业衰退,改革的目标有所异化,多种经营取代了地质勘查主业。这使当时的改革偏离了促进国家地质工作的大目标。
  1994年,地矿部提出地质工作应该分公益性和商业性两部分。同年9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批示:“地质队伍要逐步划分为野战军和地方部队,野战军吃中央财政,精兵加现代化设备,承担国家战略任务;地方部队要搞多种经营,分流人员,逐步走向企业化。”首次明确了地质工作体制改革的方向。
  从此,地质工作改革按照公益性和商业性两条腿走路的思路分头进行。然而,地矿部门的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尽管在改革思想的指导下,地勘单位开始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在完成国家地质工作计划任务之外,走上社会开展工程勘察和施工、矿产开发和其他多种经营活动,但他们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阵痛期”中,并没有真正建立起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这一阶段,地质队伍的社会地位和工资待遇每况愈下,地质事业处境艰难,人才流失严重,固体矿产地质工作逐步滑向低谷。
  显然此时,地质工作的改革还远远没有结束,争论还在继续,探索还在进行,地质工作者任重而道远。
  地质事业的波折起伏并没有让地质行业代代相传的“三光荣”精神圣火熄灭和黯淡,人们期待着新世纪的曙光,期待着即将成立的国土资源部为地质工作带来新的辉煌。

责任编辑: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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