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结束的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开幕式上，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工作报告里指出，今年将聚焦“十三五”规划实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重点任务，认真落实2016年协商计划，组织开展视察调研，努力形成一批有力度、有分量的调研议政成果。而在政协委员中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成为热议的高频词。许多政协委员的提案内容都关注和聚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他们从多个角度为这项即将启幕改革建言献策。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市教科院副院长胡卫：

激活社会资本参与促进供给侧改革

胡卫认为，在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我国产能过剩严重，政府投资放缓，投资整体增长乏力，加大吸引民间投资的力度，鼓励社会资本进入传统上由政府资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占主体的领域，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解读中，胡卫首先强调了社会资本已经在社会投资中取得一定成效。社会资本是市场中最灵动、鲜活的投资要素，是我国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决社会就业的重要渠道，机制灵活，潜力巨大。在铁路投融资体制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体制改革中，市场能量已经得到强有力的释放。社会资本投入不仅有利于稳投资进而促进稳增长，而且有助于化解投融资结构单一造成的资本流动不畅的弊端；有助于在行业内形成良性竞争，倒逼国企加快改革进度，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创造更多的需求并提高效率，由此提振投资者信心，重新激活国有部门并为其注入新鲜资金，逐渐为战略性行业引入竞争，提高行业效率。这一过程将伴随市场准入等领域的改革不断取得突破，不同所有制资本要素将实现高度融合发展，从而共同支撑我国经济有质量地稳定增长。

胡卫认为，随着我国改革步伐的不断推进，对社会开放投融资领域、创新投融资方式、吸纳社会有效资本，正在成为新常态下经济持久发展的新动力之一。目前投融资机制创新改革已经在水电、核电、电信、铁路等关乎国计民生，同时又是实体经济重点的基础设施领域有序展开。但令人担忧的是，在很多领域，虽然已经在政策上明确允许社会资本准入，但各地在执行时仍然存在一些针对社会资本的“玻璃墙”，使得社会资本在一些投资领域屡屡受挫，致使民间投资者信心受到影响，政府改革的社会公信力打了折扣，行业垄断和市场壁垒依然存在。

胡卫认为，中央推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解放生产力，开发优质新产品，解决有效供给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使供需在更高水平实现新的平衡。这就需要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鼓励竞争，打破垄断，放宽准入，减少政府不正当干预为基础和条件。一个缺乏公平进入和竞争的市场，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投资繁荣；一个不公正、不公平的市场运营环境，也不可能激发出民间企业发展的活力。为此，加快形成社会资本公平竞争的市场准入和运营环境，是全面推进供给侧改革必须跨越的首道门槛。

他表示，全面激发调动社会资本参与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热情和活力，需要以市场公平准入和公平运营为主导，构建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和营商环境。首先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投资者市场准入规则。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按照中央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全方位清理和废除妨碍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切实实行“法无禁止即可为”，允许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进入“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其次，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严禁并惩处各类违法实行优惠的“土政策”，反对地方保护，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同时，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再次，按照统一税制、公平税负、促进公平竞争的原则，加强对税收优惠特别是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的梳理、清理和进一步规范管理。加快补齐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短板”。建立信用奖惩机制，褒扬诚信，惩戒失信。同时，还要健全优胜劣汰的市场化退出机制，完善企业破产制度。最后，加强民间投融资监管服务。从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的角度，创新社会投融资途径和便捷安全管理，打通民间投资者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障碍，打造创新投融资平台，改善私募和民间借贷缺乏透明度和有效监管问题，增强制度供给，强化渠道监管。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

供给侧改革需要扭转几个“少数”

周汉民认为，我国经济结构始终无法调整到理想状态，主要在于几个“少数”。一是少数产业无法支撑经济持续发展。大量产能过剩集中在钢铁、能源、房地产等少数传统产业和部分新兴产业的初级产品生产领域，短期内的产能非正常增长严重透支环境和需求，造成大干快上和壮士断臂、快速切换的经济大起大落现象。二是少数产品无法满足多样化的消费需求。产业的政府主导、大企业为主的产业格局，极大束缚了产品的多样性和多变性，无法适应丰富多变的消费需求。大企业占据过多的资源和人才，超量生产出少数大众化产品，抑制了中小企业的产品创新和产业链延伸。民众出国抢购的奢侈品，大多是国外中小企业生产的小众化产品。三是少数的垄断供应无法满足多层次的市场需求。以行政审批为主的产业和市场准入管制，限制了产业发展的多向性和多层性，无法适应多元、多层的消费需求。比如，尽管我国的高铁发展速度和规模世界领先，但始终处于平时运能严重过剩，而节假日尤其是春运期间又一票难求的失衡状态。

周汉民分析认为，因为我国综合国力弱，要想取胜，只能把力量集中到少数点上，通过制造局部优势来制造亮点。因为我国市场大，产品标准低，中低收入者多，消费层次低，再烂、再差的商品都有市场，这就强烈刺激了企业的数量扩张欲望。因为我国的劳动力专业技术低，生产只能集中在和低专业技术相匹配的领域中。因为迫切需要在GDP上尽快超越，就需要不断透支过去和未来，以及环境，同时通过垄断来获取当前收益的最大化。这就会导致，资源配置体系的集中，产业发展战略趋利，市场监管形成垄断。

周汉民表示，落实供给侧改革，首先，要均资源，要从“扬长避短”向“取长补短”转变。资源和要素不要过度集中在少数产业，防止短期产能急剧膨胀，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严重过剩，同时造成其他行业的萧条萎缩。其次，要去管制，要从“一枝独秀”向“百花齐放”转变。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开放，任何主体都有进入市场的资格和权利，不能以不合适的门槛和条件，把市场搞成少数主体的“摇钱树”，而让消费者被迫接受价高质次的商品和服务。再次，要反垄断，要从“好大喜强”向“扶贫济弱”转变。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逐利的天性本能地追求垄断，为了抑制这种过度的追求，发达国家制定了严格的反垄断法规，我国也应该对此予以借鉴。不能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人为设置各种垄断，要确保所有人都有劳动致富的权利和机会，所有人都有根据自身实力和爱好选择消费品和服务的权利和机会。

他强调，供给侧改革是一场从理念到行为的重大转变，是一项发挥好市场和政府两方面作用的重大探索，其过程是漫长而痛苦的，需要牺牲部分短期利益，但为了明天的可持续发展，这是必然的选择。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广西壮族自治区委主委、广西中华职业教育社主任钱学明：

解决供给侧问题须抓住三个关键

钱学明认为，供给侧存在的产能过剩、库存积压等结构性问题，可以通过政策引导、宏观调控等措施加以解决，但更本质、更深层、更长远、更复杂的问题是供给体系存在的质量和效率问题。而造成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市场秩序混乱：无序竞争、低价倾销、山寨抄袭、假冒伪劣、低门槛重复建设等。既没有形成有效的行业自律，又存在明显的地方保护和政府监管失效，使得产品质量、食品安全问题成为长久不能解决的顽疾，损害中国制造的形象，丧失了消费者的信任。

钱学明以高铁、核能、卫星等为代表的我国高端制造业为例，列举了这些产品在亚洲高端科技产品出口中所占份额。资料显示，相关数据已从2000年的9.4%升至2014年的43.75%，位居亚洲第一。他分析认为，这些领域都是国家统筹管理的高技术、高投入、高产出项目，不存在无序竞争的问题。与此同时，我国已经成为日用工业品、消费品的生产大国、消费大国。遗憾的是，巨大的出口不能换来应有的效益，巨大的产能不能满足消费需求，巨大的需求不能拉动本国经济。国内巨大消费能力无奈转向境外，就连感冒药、马桶盖、婴儿奶粉都要从境外采购。这一方面加重了国内消费者负担，造成群众不满；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国内产能过剩。他强调，在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之时，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已经迫在眉睫。

他表示，从深化市场经济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入手，维护市场秩序，解决供给侧问题，必须抓住三个关键。第一，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维护市场秩序。行业组织通过协助政府制定行业标准，设立行业准入门槛，引导有序竞争，促进优胜劣汰，维护市场秩序。政府可以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自律、约束和监督作用，规避投资冲动，防范产能过剩，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另外，发挥行业组织作用也是当前我国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实现简政放权的重要举措之一。第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激活企业创新动力。创新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和必然要求，保护知识产权是创新的前提条件和不竭动力。政府必须消除地方保护，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加强反腐和纪律检查，防止行政不作为、乱作为，激活企业创新动力，让创新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竭源泉。第三，推动企业职工树立主人翁意识，保障产品质量。产业工人是保障产品质量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必须尽快将部分农民工身份转变为新市民和产业工人，尽快制定“新市民”住房政策，促进企业加大培训投入，提升职工技能。只有这样才能增进职工与企业的共识和利益联系，激发其内生动力，让主人翁精神为产品质量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