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评：47.54美元/吨折射的开矿逻辑

二评：诚信是勘查市场的基石

三评：找大矿该告别“唯斤两论”了

四评：“潜在经济价值”不提也罢

五评：公益地质队伍非体制改革“收容所”

六评：矿业“寒冬”，袖手还是出手？

七评：矿产勘查当慎重对待环境禁区

八评：矿产勘查也当警惕“产品”积压

九评：矿产勘查业“产能”过剩之痛

一评：47.54美元/吨折射的开矿逻辑

愚人节过后第二天，直接进口含铁62%的铁矿石价格，就如约而至地跌破50美元大关，跳崖式地跌到了47.54美元一吨。

十年来，铁矿石价格起起伏伏，眼看着大把大把外汇，哗哗地流进国际铁矿商的荷包。一会儿钢铁厂深陷泥潭，行业亏损；一会儿铁矿山落入火坑，闭坑下岗。对国际铁矿商垄断的谴责，纵横连合的艰苦谈判；无数的研讨，无数的建议，和过去十年的中国足球一样，无解答，无结果，一直啃噬着国人的心灵。

现在，铁矿资源税也降了，简直到了无计可施的地步。47.54美元/吨的铁矿石价格，只有3年前最高价的28%。国际铁矿商依仗着十几美元一吨的离岸价，不管铁矿价格多么低，采取了熊市增产的逆袭战法。他们想干吗？答曰：拖死无竞争力的铁矿山，再来享用下一顿高价铁矿的盛宴。这一点，“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十多年前，一位国内学者根据GDP增长趋势，以严谨的态度预测了国内未来铁矿石的巨大需求。无奈与计划经济预测方法的主流意见相左，双方的预测结果也相距遥远，引发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波澜。这个重要的预警信号，就这样被湮没了，战略应对措施更是无从谈起。

危机到来，立项勘查铁矿，谓之增加储备。一厢情愿地以为，这样就可以争得铁矿价格的谈判话语权，那就错了。找矿捷报虽频传，但传来的是深埋在千米以下、含铁30%上下、打了引号的“铁矿”。那么多大型、特大型，还有亚洲最大，也未能为铁矿价格谈判添上一枚小小的砝码，我们的对手更是不予理会。

提倡提高自足率，增加国内铁矿石产量，以对抗国际铁矿商的高价，似乎理所当然。于是乎，门槛松松，千军万马采铁矿。可惜，不少国内铁矿山如一叶扁舟，在市场波浪的冲击下，不堪一击，破产下岗。苦果谁咽？放眼看看一些铁矿集中区吧，现在是多少地方山河破碎，草木呜咽，环境透支！

十年来，走出去找矿开矿，把我们的思路和办法搬到西澳荒原和非洲丛林，以为在那里找铁矿、开铁矿，一切都可以搞定。因为用国内的眼光看，以国内标准比，个个都是好铁矿。但澳洲人纳闷：怎么我们卖不出去的矿，中国人就买？现在来看，结果是溃不成军。一个铁矿，就耗去上百亿美元的投资，试问谁来买单？

看到这个刺眼、暗含杀机的47.54美元/吨，笔者想到了这样一连串的事儿：要有不受干扰的，严谨的中长期资源战略研究；要真心诚意地承认我们的铁矿禀赋就是远不如人，拒绝呆矿；不可持续的、缺乏竞争力的国内铁矿开发，要限制甚至禁止；矿产勘查开发的走出去，要市场化、国际化，而不是简单地把国内的事照搬到国外。

计将安出？考验更高智慧，没有现成锦囊。

二评：诚信是勘查市场的基石

6年前，笔者曾撰文《勘查造假：一枚未引爆的炸弹》，指出造假是矿产勘查市场的杀手。一文激起三重浪：一种观点认为，此乃个别现象，不能以偏概全；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在给地勘人抹黑，自断生路，影响稳定；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事儿，地球人都知道，说了也白说。浪起浪又落，对造假的宽容和不作为，使得在这几年里，勘查造假依然混迹于市，甚至成了“虚弱”的敏感话题。

探矿权不像地产那样价值比较清晰。一块探矿权，其下埋藏的矿产和找矿潜力，看不见、摸不着，其价值几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纸勘查报告对它的描述。马克思说过，资本家为了300%的利润，可以冒上断头台的危险。区区一纸勘查报告又怎能挡得住暴利的诱惑？而且过去几年，探矿权转让市场上，靠勘查造假获得暴利者，鲜受惩处。正是对造假的宽容和不作为，造成国内勘查市场混乱，令投资者吃尽苦头。

再看看勘查市场成熟的国家，他们管理的第一要务是什么？是控制勘查资料的真实性和代表性。不仅信息披露的要求和程序要受法律制约，而且要对造假扰乱市场者严惩不贷。加拿大西南金矿公司的总经理帕特森，在播卡金矿勘查中，为了推高股价牟利，将本不相连的矿体恶意连成了大矿体。由此，加拿大骑警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侦办这个造假案件。最后，此公因造假付出的代价是，家产被罚没和被处以13年的牢狱。

国内矿产勘查投入已连续两年下滑，尚未有回暖迹象。除了矿业的周期性，以及国家投入退出竞争性领域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矿产勘查市场出现诚信危机。曾经的矿产勘查投资者，有的买了假矿床，有的被假品位忽悠，结果血本无归，输得很惨。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面对勘查造假，勘查投资者望而却步。就连证交所也不愿接受仅从事矿产勘查的企业上市，只因承担不起造假带来的严重后果。

当年三鹿奶粉添加三氯氰胺事件，虽以董事长田文华被判无期徒刑而告终，但中国奶业受到的重创，直到7年后的今天也未能消除。人们还在从香港、欧洲、澳洲等地，蚂蚁搬家式地运洋奶粉。造假对勘查市场有无更长远影响，尚需拭目以待。但眼前的混乱足以告诫我们：对于勘查造假，不能大题小做，更不能不闻不问。要让勘查市场回归最基本的秩序，勘查造假这一“杀手”，当立除。

为此不妨考虑：第一，建立勘查技术标准、规范之上的法规，就像加拿大制定的矿产项目披露标准（NI43-101），将造假装进法律法规的笼子里。第二，建立行业自律的黑名单。在过渡期，一旦发现造假，就吊销勘查资质，让造假者清楚须付出的最低代价。第三，建立独立勘查地质学家制度（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称资格人士、合资格人）。他们最重要职责之一，就是确认勘查资料的真实性和代表性，并对其终身负责。

三评：找大矿该告别“唯斤两论”了

打开地勘单位的网页，翻开报上的新闻图片，“以找大矿立功，得大奖为荣”、“吃大苦，流大汗，找大矿”等标语和口号，激动人心。地勘人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疲劳和寒冷，满怀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着地下的宝藏。

何谓大矿？业内的依据乃是《矿区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我国关于矿床规模的概念，源自于前苏联，就是根据矿石量或金属量的多寡，以重量为单位，来划分矿床的大、中、小。这一标准在我国已走过60年，即便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30年，也没有根本性的修改。近年来，又衍生出超大型矿床的提法。虽未诉诸文件，但相沿成习：五倍于大型矿床的规模，就算超大型矿床。

多年来，我们就是这样在以斤两数定英雄、找大矿。但是，除了斤两分量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更重要的内涵，值得找大矿的人去关注呢？

改革开放初期，必和必拓（墨尔本一家以经营石油和矿产为主的著名跨国公司）来中国投资勘查，其目标是寻找世界级的铅锌矿床。对于中方所问——找到多少万吨铅锌算是世界级，外方竟然搞不懂，也不理解我们的“矿床规模”的含义。他们给出的解释为：一是矿要足够大，能够形成大的矿山产能，在世界上有知名度；二是矿的产品成本，要有足够的竞争力，在几十年矿山寿命期内，能抵御市场各类风险的冲击；三是矿的建设，单位产能的资本投入，要有比较优势。可见，站在市场角度的国际矿业界，对“什么是大型、世界级矿床”的考量，是全方位的，不仅仅局限于所发现矿床资源量的多寡。

其实，矿床的价值和能否开发，本就与矿床的吨位、数量多少并不完全相关。只是我们多年不变的大矿标准，加上荣誉和激励的导向，使人们在勘查中最关心“大”和“超大”，而忽视了生产成本和投资因素，渐渐造就了“唯吨位论英雄”的氛围，形成了偏狭的“大矿观”。

这样的“大矿观”，后果也是明显的。第一，勘查产品过剩，勘查短期内根本无法开发的一批大型、超大型矿床，同时也砸了自己的饭碗。钼矿就是例子。第二，一味追求大型规模带来的局部利益而不讲经济效益，将过低的品位圈入矿体，或勘查深度明显过大，形成一批“呆矿”，积压了宝贵的勘查资金。扬子地台周边的某铅锌矿就是例子。第三，造成矿产资源量统计数字的“虚胖”，而这些数字并不能形成矿山产能，困惑了决策，又误导了市场。铁矿就是例子。

找大矿是地勘人的目标和志向，但前提要树立正确的“找大矿”观。是时候告别单纯追求矿区规模的“唯斤两论”了。

四评：“潜在经济价值”不提也罢

“潜在经济价值”一词，源自于20世纪80年代的一次研讨，意在推动矿产勘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三十多年来，这个词渐渐演化成为表述矿产勘查经济成果的量化指标。媒体在报道一项找矿成果时，往往会附上一句，该矿的“潜在经济价值”是多少亿元；不少地勘单位的介绍和资质材料中也常常提到为国家创造了多少亿元“潜在经济价值”的财富。翻开报纸，打开网页，找矿成果“潜在经济价值”动辄就上百亿元，“潜在经济价值”上千亿元的矿床比比皆是，上万亿元的也不鲜见。

到底何谓“潜在经济价值”？又该如何使用？其实，一直以来并没有文件或规范的要求，约定俗成的算法，就是以矿床的资源量/储量，再乘以该矿产品当时的单价，得出以货币量表述的“潜在经济价值”。例如，探明一处品位约30%的铁矿，铁矿石资源量20亿吨，按当时铁矿原矿价格260元/吨计算，该铁矿的“潜在经济价值”就是5200亿元。

现在再来看，用“潜在经济价值”的概念来表述所发现的矿产地可能的经济价值，其实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矿产地的经济价值，要扣除矿山建设的资本投入、矿产品的生产成本以及社区、环保等一系列花费后，再根据当时矿产品的价格状况，才能计算确定。有许多矿产地，在进行一系列扣除后，资源的经济价值成了负值，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使用“潜在经济价值”概念，一批呆矿甚至含金属元素的岩石，都有可能被赋予可观的“潜在经济价值”。

这个虚幻的经济数字之所以生生不息，是因为它具有宣传价值，对上级和媒体有很强的轰动效应。以“潜在经济价值”计算出的投入产出比，常常成为勘查项目立项，评功摆好的依据，也会诱发地勘行业的数字出政绩，数字出干部的倾向。这大概就是“潜在经济价值”一词，长期受到青睐的原因。

“潜在经济价值”的表述，以讹传讹，是非常有害的。一是，“潜在经济价值”可能误导地方政府部门，高估了本地区矿产资源经济价值，高估了对本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做出不当的规划和决策；二是，“潜在经济价值”往往导致对矿产地过高估价，使矿权交易严重偏离实际价值，从长远来看，不利于矿产开发和矿业发展；三是，矿床天文数字般的“潜在经济价值”，极易引发矿区内的基层政府和社区群众的误读误判，进而使他们认为对勘查工作提出任何要求和多高的经济补偿都不为过分，这岂不是自寻麻烦？

笔者以为，为了地勘业的健康发展，这一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潜在经济价值”，已经饱受业内许多有识之士质疑的术语，应当果断弃之。

五评：公益地质队伍非体制改革“收容所”

矿业市场周期性起伏，乃固有规律。不过，勘查市场的跌宕起伏，总是烈于矿产品市场。矿产品供不应求时，地质工作就走进了明媚的春天。现在，秋风乍起，地勘单位又强烈感到了阵阵寒意。

2015年，全球初级勘查公司的市值已较两年前缩水80%～90%。全球矿业进入下行周期，加上国内的经济结构调整，换挡减速，财政资金也退出了地质工作的竞争性领域，诸因素叠加，引起地勘单位的经济迅速下滑，发展困难。有的地勘单位，甚至再次陷入生存危机。

在我国，地勘事业单位曾有八大部门的“百局千队百万大军”。由于30多年来地勘体制改革迟缓不前，现在除去大约半数的退休人员，少数已进入企业的职工外，尚有数十万人还留在事业体制内。面对行业的下行势头，在讨论地勘体制改革时，人们已不再提“戴事业帽子，走企业路子”，而是转向了千方百计地争取保持地勘单位的事业性质，尽可能进入公益一类和公益二类的方向。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公益性地质队伍需要这么多人吗？

公益性地质队伍，在国外多叫地质调查所，其任务是使用政府的公共财政预算，采集收藏、加工处理、发布传播地学基础数据。地学基础数据除了要为矿产勘查服务外，还要为环境保护、地灾防治、工程建设等经济、民生的各个方面服务，是为全社会效力的公益性工作。

那么，他们的规模一般都多大呢？从全球一些国家地质调查所的资料分析，用纳税人的钱供养的地质职工（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人数，与国土面积和人口存在相关性。中央政府加上各省（州、邦）的地质调查所的地质职工总和，美国、印度在1万人左右，美国地调所还要承担地震监测、动植物保护等工作；澳大利亚、加拿大、巴西这些国土面积和我国大致相当的国家，有1000多人；其他国家均为几十到几百人。

公益性地质队伍不是体制改革的“收容所”，这支队伍多大，应该是按需而定的。首先，要以地质调查的业务范围、中长期规划，来厘定队伍的规模。换而言之，应当以任务定规模，而不是以现有人数来制造任务，寻求满负荷运行。其次，从世界各国地质调查所的规模设置来看，应当按国土面积和人口并结合国情实际，进而确定公益性地质职工规模。实际规模不应与此相差过大，更不能差出一个数量级。最后，地质调查所是“生产”地学基础数据的，在“生产”的效率上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规模和效率要相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吹响了地勘体制改革的号角。但由于多年来地勘体制改革迤逦踯躅，才有今日之困境。在改革关键之年，若千军万马仍去争取公益性队伍的地位，力保事业性质，会造成队伍规模臃肿，于国、于民、于业，都不是明智之举。

六评：矿业“寒冬”，袖手还是出手？

2015年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有一个热点话题：值此矿业的寒冬，矿业市场触底了吗？在大会的“中国企业海外矿业投资”论坛上，业内人士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矿业市场基本到底。新一轮的“走出去”，应该行动了。

先从一个失之交臂的矿业投资案例谈起吧。蒙古国的奥尤陶勒盖富铜矿，距中蒙边界80公里，铜储量3119万吨。2013年已建成投产，现已形成年产50万吨铜的生产能力。2002年9月，第270号孔发现了富厚的隐伏矿体，实现了重大突破。当时，艾芬豪矿业公司（一家总部位于加拿大，在多伦多、纽约、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三地上市的公司）想请中国公司投资，邀请笔者访问了这个充满希望的勘探营地。2002年末，就像现在一样，也是一个矿业的“寒冬”。当笔者带回这个重磅信息时，少人问津，也没有一家中国公司愿意出手，而是抱以“眼下我们就过不去，请您不要再和我们谈境外投资和长期发展战略了”的态度。殊不知，3年以后，矿业复苏，中国公司又蜂拥而去，但为时已晚，加上处置失当，失去了投资奥尤陶勒盖富铜矿的机会。

同样的一幕，当2008年全球矿业高潮到来时，中国投资者再次蜂拥般地“走出去”，以令人咂舌超高的代价，投资境外矿业。然而，由于对投资环境缺乏认真的尽职调查，对风险高低不同的国家，也缺乏具体的应对预案，就这样将国内运作理念和方法，搬到一个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环境，最终造成了境外矿业投资大面积的失败。

眼下的矿业形势，跟2002年类似。从2012年至2015年，这3年时间里，矿业股价走势，一路下泄。矿业大会上不少发言人预测，矿产品价格还有下行空间，可能还会下跌，而矿业企业也还会在严寒的冬天里，苦熬苦度。此时，大型矿业公司市值大幅缩水，初级勘探公司市值的缩水达90%以上，市场上许多好项目，质高价低，选择余地大。

可是，国内矿业投资者却有追高的传统。国内某钢铁企业，曾在2011年7月以15亿美元价格，购得塞拉利昂唐克里里铁矿的25%权益；而在2015年4月以1.7亿美元购得其余的75%。低潮期购价，仅为疯狂期购价的3.7%。正是囿于这种追高的传统，眼下很多企业又在观望，好像正在重蹈2002年的低潮期覆辙，即将再次上演奥尤陶勒盖的故事。

笔者以为，矿产投资者们应当有战略眼光，睁大眼睛，在全球搜寻有潜力的低价项目，而不要为了维护那些冬眠的勘查项目舍不得出手。全球许多初级勘查公司，股价都跌到三五分钱，已经在地板上，还能跌到地板下吗？

看看2008年那些像武钢和中色地科等颇具战略眼光的中国投资者们，他们不是看准了矿业市场动向，抓住几个月的矿业小衰退的窗口期，把握了机遇，获得了境外矿业投资的良好业绩了吗？

现在，全球的矿产勘探市场，已经到了退无可退，基本见底的状态。当然，有的矿产项目，在矿业低迷期，暂时还不能开发，但一旦进入矿业上升期，就会变成炙手可热的资产。

中国矿业“走出去”，在历经波折之后，要发挥“屡败屡战”的精神，咬定目标不松口。上一轮“走出去”收获的教训，是再次征战海外的宝贵财富。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此时此刻，应当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走五洲。

七评：矿产勘查当慎重对待环境禁区

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正在成为国人的共识。诚然，矿业开发可以带来就业和GDP的增长，但在某些地方，如自然保护区、沿海人口密集区、西部生态脆弱区、文化遗产保护区周边，搞矿产勘查开发，虽会得到一时的经济利益，但从长远为子孙后代着想的角度来看，实则得不偿失。近日，青海省国土资源厅让20个探矿权退出祁连山自然保护区，停止勘查。此举，值得称赞。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在“十三五”要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随着环境保护意识的觉醒，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矿业开发的制约因素，必然也将成为矿产勘查的一道高高的门槛。严格的环保要求，高昂的环保成本，应当迫使勘查投资者在决策前好好掂量一下环境因素，对于不该勘查的地方或者勘查后不允许开发的地方，要心存敬畏之情。哪怕找矿潜力再大，也要学会望而却步。

一直以来，我国的矿产勘查立项把“资源安全、保障需要以及矿产立足国内”奉为“硬道理”，把成矿地质条件作为立项的基本前提，未曾重点考虑开发对环境的影响甚至破坏。主管部门没有强制性要求，而地质勘查人员也缺乏这样的素养和思维习惯。现在是时候作出改变了。

事实上，国际矿业界早就关注到矿产勘查阶段的环境保护。2006年，就提出要将矿产开发环境保护的“关口”前移到勘查阶段，让地质勘查学家成为矿业环境保护的先行者和形象大使。因为，倘若勘查阶段不关注环保，会引发当地政府和原住民对矿业开发的抵制，埋下隐患。国际勘查界，还发起了全球性的矿产勘查环境保护的自律活动，即E3（The Environment Excellence in Exploration，“矿产勘查中环境的高质量”）平台，实际是特殊领域的行业协会。E3为矿产勘查中的环境保护，订出了共同遵守的环保标准，提供培训、技术和法律帮助。现在，全球已有1400家会员。不过，尚未听到有中国的地勘单位或勘探公司参加。

还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国家对矿产勘查引发的环境问题的管理，已经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比如：若在钻机的机台附近，发现巴掌大的油污，都会受到重罚；槽探编录后，不仅要回填，还要比照施工前的照片恢复原样；几块石头堆成的小堆，可能就是土著人的祭祀遗址，根本不允许动土；钻机操作，对野生动物的骚扰，也会受到居民的抗议和制止。此外，有的对矿产勘查要上强制环境保险，勘查中造成不可抗拒的环境破坏，由保险赔付。投资者重视矿产开发及勘查阶段的环保，这代表了一个勘探公司的素质和理念。

青海此次让探矿权退出祁连山自然保护区，开了一个好头。以前，只知道军事禁区不能勘查，以后还会有许多“环境禁区”不能勘查。村民因环境问题，反对、制止勘查，也不能简单斥之为“干扰了为国家找矿”，要求政府干预。地勘单位应当认真对待这条不太起眼的新闻，因为它代表了一个方向。矿业链上环境保护的“关口”要前移，矿产勘查也须与时俱进，关注影响勘查开发的环境因素，同时还要尽到勘查过程中的环境保护责任。

八评：矿产勘查也当警惕“产品”积压

当前，很多行业都出现了生产过剩，产品积压，特别是与矿业有关的冶金、建材等行业。矿产勘查位于矿业链的前端，也存在“产品”积压问题。

所谓矿产勘查的“产品”，指的是在探矿权范围内提交的可供开发的含资源/储量的矿产地。其积压的表现是，提交了与矿山生产规模不相称的、过多的资源/储量，或提交的资源/储量长期不能使用。这种积压不同于钢材、水泥此类有形产品的积压，往往比较隐匿，但也会表现出市场疲软、无人问津、价格暴跌、资金积压等相似的效应。

由于矿产勘查周期较长，资源/储量“仓储”要有提前量，需要提前5年甚至10年来谋划，但又不能提前三五十年甚至百年之多，关键还得看用户和市场的要求。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鞍本和冀东地区的铁矿勘查，钻探控制深度还有限定范围，不允许勘探近期不能使用的呆矿，为什么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反而不限了呢？这是因为近年来，业内产生了矿床“资源/储量越多越好”的思维定势，再加上探获超大型、大型矿产地的利益和荣誉的诱导，无视市场需求与容量，矿产勘查就出现了“产品”积压，尤其是一些具有长线优势的矿产品。

拿煤炭来说，我国2014年产煤38.7亿吨，从严格控制大气污染，防止全球气候变暖，开发清洁能源的趋势分析，这个产量，已接近预测峰值，但近年来我国探获了数个近千亿吨的煤田。试问，如此巨大的煤炭资源量，要沉睡多少年后才能开发？

又如：近年来钼矿找矿捷报频传，超大型钼矿接连被发现。2014年，全球钼的产量为25.36万吨，而中国钼的产量为9.09万吨。据粗略估计，现在国内探获的钼资源量，可供全球开采约50年、中国开采约120年。有必要找那么多钼矿吗？

再如：攀西地区钒钛磁铁矿的整装勘查，使攀枝花等4个矿区的资源量大增至139.38亿吨。但现在4个矿区的矿石年产量只有约1亿吨，且该矿的消费具有狭窄地域性，矿山生产规模不会再有明显增加。那么有什么必要，急急忙忙地去控制已知矿体的深部，为50年甚至百年以后的矿山准备资源呢？

反观市场导向的勘探公司，他们却有着防止矿产勘查“产品”积压的意识。笔者曾经探访过加拿大巴芬岛玛丽河富铁矿，钻孔控制最大垂深250米，探得资源/储量8.68亿吨。矿体在倾向和走向上均未封闭，根据物探异常分析，矿区浅部远景在50亿吨以上。为什么不加大控制深度和控制范围，扩大矿床规模呢？我们得到的解释是，根据可行性分析设计的产能，现有资源/储量，已足够开采20年以上，没有必要探获更多的资源/储量，积压宝贵的勘查资金。

对比之下，显然我们缺乏这种意识。尽管周期性的矿业衰退终会过去，但随着矿产勘查的市场化，面对如此之多的积压“产品”，还会有投资者对这些矿的勘查保持强烈兴趣吗？过剩的矿产勘查“产品”，再加上过剩的矿产勘查“产能”，对身处矿业寒冬的地勘单位而言，可以说是雪上加霜。

我们应当转变思维方式，扭转勘查中对资源/储量一味求大、求多的思维定势，尊重市场供求规律，让脑子里有一根防止“产品”积压的弦。

九评：矿产勘查业“产能”过剩之痛

中国的采矿业、重化工业和制造业，很多领域都进入了过剩状态。作为这些产业的前端，矿产勘查业也在其中。多年来，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矿产勘查业居然也会“产能”过剩。这些年来，专家学者的建言，战略研讨的分析，报刊文章的呼吁，最常见的用语都是“矿产勘查亟待加强”，这是在业内大家都习惯了的说法。

其实，矿产勘查业至少已经历过两轮“产能”过剩。六十年代初，国家无法支撑过大的地质队伍，地勘队伍撤并，大批职工被精简下放，返乡务农。1997-2003的那七八年里，地勘队伍再陷困境，大批人员下岗，开展多种经营，地质队开办工厂商店，经营旅馆餐厅，艰难地谋求生路。“产能”过剩的困境，至今记忆犹新。

随着矿业繁荣周期到来，矿产品价格的飙升，矿产勘查市场也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一个地勘院，有几十勘查项目，一个地质工程师，同时承担多个项目，都并非罕见。最常听到的就是：“忙不过来”。地质院校的毕业生非常抢手，购进大量国内外新式钻机，不断更新物探化验设备，地勘单位职工的收入成了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令人羡慕，好像“地质工作的春天”是永恒的。矿产勘查产能迅速扩张，逐渐超过了需求扩张的速度，埋下了隐患。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全球矿业的周期性衰退，终于如约而至。在此大背景下，矿业企业无力投资矿产勘查，投资界也远离了风险矿产勘查。加之中央财政资金不再投向商业性的矿产勘查，公益性地质调查不再开展重型山地工程。矿产勘查市产出现了断崖式滑落，从2013年起，已连续3年下降，2016年肯定还要继续下降。矿产勘查“产能”过剩凸现。

国家一般用产能利用率或设备利用率，作为产能是否过剩的评价指标。开工率低于79%，则说明已经存在产能过剩的现象。我国还没有对矿产勘查产能评价的调查研究报告，但从2012-2015年，固体矿产勘查投入的下降，钻探实物工作量的下降的情况来判断，我国已经出现矿产勘查的产能过剩。百局千队，小而全趋同的产业结构，竞争力和创新力不强的体制因素，加剧了业内的产能过剩。

勘查产能过剩就是行业的经济危机。任务不饱满，工作量不足，许多职工没有项目，无法出队；钻探设备和各类仪器闲置，造成勘查成本上升；普遍出现收入和利润的大幅下降，出现亏损；工资水平下降，有的已拖欠发放，不稳定因素抬头。历史上两次“产能”过剩之痛，再次笼罩在地勘单位头上。

由于矿产勘查行业“产能”过剩，滞后于重化工业和某些制造业，前一段时间有国家和地方财政对勘查项目的有力支持，2013到2014年，还有一些未结项目支撑，掩盖了一些矛盾。2015年困窘之景浮出水面。面对2016年国内外勘查市场继续下滑的趋势，矿产勘查“产能”过剩还会发展，过剩之痛还会加剧，无法回避。

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指出了当前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化解产能过剩的总体要求、基本原则和目标任务，可用来对照矿产勘查的“产能”过剩，采取相应措施，保障行业的有序竞争，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