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通常被定义为工业(特别是其中的制造业)或第二产业产值(或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以及工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工业化最初只是一种自发的社会现象，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这种以大规模机器生产为特征的工业生产活动向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狭小的地方市场提出挑战，老的生产方式已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容量的需求。同时，资本积累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为工业化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工业化已经是全球主要经济体走向现代化的必经过程，也是国民经济结构不断升级的火车头。从工业化演变范围来看，西方国家的产业革命于1780年前后在英国兴起，19世纪开始波及法国、美国、比利时等，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蔓延到德国、意大利、俄国和日本等。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以人均GNP3000美元作为衡量标准，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目前有40多个。
　　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催生历史上几轮超级大牛市：
　　从18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兴起，人类社会就开始了工业化进程。1788年，农业占英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高达40%以上，工业和建筑占比不到21%。到了1867年，英国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升至54.6%。从全球范围看，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英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居于统治地位，1820年，英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比重高达50%。到了20世纪初，英国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在英国工业化初期，一些国家铜是货币之一，因此工业需求的增长刺激铜价大幅上涨。数据显示，18世纪后期，面对铜材大量出口导致日本国内铜价上扬和货币供应不足，日本政府曾宣布提高出口铜材价格来限制铜材的大量出口。
　　美国、德国、法国的产业革命始于19世纪初，结束时间也是20世纪初。从1820年至1870年，世界工业生产指数增加了20.8点，半个世纪的增加额相当于上一时期120年间增加额的4倍多。到了1889年，美国制造业和采矿业总产值在国民经济总值中的比重达到52%，首次超过农业。
　　日本的产业革命则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明治维新，于19世纪70年代加速。从1870年到1913年，世界工业生产指数增加了80点，相当于上一时期(1820—1870年)的5.25倍。1867年至1913年，日本第一产业在社会生产总额中的比重从原来的40.5%降至23.2%，而第二产业由28%升至45%以上。在此期间，国际铜价涨幅达到199%，全球铜消费量从10万吨左右升至1913年的100万吨，出现10倍的增长。
　　从1913年到1948年的35年间，世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大的经济危机。尽管其间工业生产指数增加了174点，相当于上一时期50年间增长额的2倍多。然而，我们发现铜价并没有出现大幅上涨，原因在于：一方面1933年经济大萧条和世界大战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单位GDP消耗铜的数量逐步下降。从总量来看，1950年全球铜消费总量升至200万吨，增幅为200%，与1870年至1913年10倍的增速相比明显下降。
　　从1948年到1971年，是战后西方经济高速增长年代，工业生产指数增加了776点，为上一时期的4.5倍。战后重建等对铜消耗重新回升，全球铜需求出现回暖。
　　20世纪70年代，铜消费在1973年达到高峰之后急速下降，5年之后才恢复上升趋势，但到1982年，前期的增长又再次失去。1972年及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严重阻碍了经济增长，而这正是铜及其他工业金属消费不能增长的根本原因。
　　此外，在许多领域铜面临替代品的竞争。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为债务所困，缺乏资金，无法加强基础建设投资，而这是先前推进发达国家铜消费的主导因素。最后—点，在一些新的应用中，铜受到了产品小型化的冲击，小型化趋势使铜在单位产品中的用量减少以减轻重量、节约空间和资金：电线越来越细、铜管也越来越细、元器件越来越小且轻。
　　20世纪80年代早期和中期，铜消费趋势出现了显著变化，技术发展降低了对铜的需求，替代品、小型化及发达国家金属密集性消费减少反映了铜消费增长趋缓不可逆转。
　　20世纪90年代至2011年(剔除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新兴经济体工业化时期，这段时间亚洲(中国、韩国、印度等)、拉美国家在西方国家资本输出等大环境下大力发展市场经济，走向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由于LME铜数据开始于1986年，因此新兴国家工业化对铜消费的影响可以便利地通过数据来验证。统计数据显示，1986年4月1日至2011年，LME铜价涨幅达到593%。
　　自2011年开始，中国开始进行经济转型，并消化2008年“4万亿”刺激措施带来的后遗症，在GDP增长逐步下降之际，工业制造业占GDP比重也同步下降，从而导致中国铜消费增长从两位数以上逐步降至个位数。
　　工业化不同阶段铜价不同的表现
　　根据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工业化三阶段”理论，各国工业化发展过程一般需要经历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初级消费品工业(食品、纺织、烟草、家具等部分)占据主导地位；第二阶段，资本品工业(冶金、化学、机械、汽车等部门)迅速上升，消费品工业优势下降；第三阶段，资本品和消费品工业达到平衡，即后工业化时代。
　　根据西方国家工业化进程三个阶段铜消费的对比发现，在工业化第一阶段铜消费温和增长，工业化第二阶段铜消费加速攀升，在工业化第三阶段铜消费达到峰值，增速开始拐头向下，服务业开始取代工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贡献来源。
　　在20世纪初期以前的近200年内，西方经济实际上发生了三次经济革命，一是18世纪初和以后进行的农业革命；二是18世纪、19世纪进行的产业革命；三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发生的服务业革命。前两者的内容是国民经济从农业占支配地位进到工业占支配地位，同时服务业也在快速发展。第三次革命的内容是农业的地位进一步下降，工业增长速度放慢，而服务业则大幅度增长。
　　从长期看，第三产业的发展有三大特点，一是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低于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从而具有降低国民经济增长率的趋势。二是其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强，并且比较稳定，从而对西方国家的就业结构产生向第三产业倾斜的影响，并对就业率起某种稳定作用。三是服务业对资源消耗减少，并且对资源破坏减弱。
　　判断工业化进程的深浅主要根据工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或工业劳动力在总劳动力中份额的大小。工业的比重越大，工业化的程度越深。然而，到了发达的工业化阶段，情况会发生变化，除农业的比重会继续有所下降之外，服务业的比重将不断上升，工业的比重将由上升转为下降。通过工业产值和就业人数比重提高快慢来判断工业化速度的快慢，工业比重上升得越快，工业化的速度也就越快；主要按照人均国民收入的多少来确定工业化发展水平的高低，中、低收入国家的工业化是低水平的初、中级工业化，高收入国家的工业化则是高水平的发达的工业化。
　　中国进入工业化后期，单位GDP耗铜量下降
　　从中国各项经济数据来看，中国进入了工业化后期。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衡量：一是服务业产值占国民经济总值的比重越来越高，而第二产业占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自峰值明显下降。截至2015年一季度，中国第二产业占GDP比重降至43%，而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升至52%，最早在2012年四季度中国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
　　二是随着工业生产率的提高，工业部门就业人数持续下降，而第三产业(服务业)就业人数逐步上升。1—3月，中国城镇新增就业324万人，同比减少20万人。不过，在一季度经济下滑，特别是工业增加值持续滑坡的情况下，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5%，同比和环比均小幅下降，这主要是服务业就业人数上升对冲了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所带来的缺口。
　　三是人均GDP与世界平均水平差距由扩大转向缩小。据联合国统计司数据，2013年中国名义人均GDP为6807.3美元，同期世界名义人均GDP为10553.48美元，中国名义人均GDP占世界名义人均GDP的65%，而在2000年这个比重仅为18%。
　　印度存在接棒的潜力，但短期难以实现
　　在中国这个全球经济增长引擎之一和新兴国家工业化的代表减速换挡之际，全球将目光投向了印度。2014年印度实际GDP增速高达7.2%，IMF和World Bank都预计未来两年印度可能超过中国，成为世界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另外，印度正大规模扩大国内基建投资，因此无疑印度是中国之外最有可能接替中国成为全球铜消费增长最快的潜力国。
　　一方面，印度具备接棒中国的潜力：人口红利，且印度人口结构非常年轻，2014年年龄中位数仅为26.6岁，而中国为35.6，年轻的劳动力资源是印度未来几年经济增长最大的优势；印度基础设施落后，因此印度在大规模基建方面具备很大的空间，最集中体现在电力和铁路系统，印度的公路里程甚至要比中国更多，但是高速公路里程数仅有200公里，和中国的9万多公里相去甚远，甚至不如领土面积少得多的马来西亚和泰国，仅仅相当于中国上世纪90年代初的水平。
　　另一方面，印度经济增长，特别是大规模基建受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和宗教等一系列因素的制约。尽管当前印度经济增速接近中国，但是一直以来印度的基建为何和中国相差那么大呢？主要原因来源于三个方面：
　　一是印度人口基数大，但是储蓄不足，不同于中国高储蓄特点。以总储蓄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印度储蓄一直只有中国的60%左右，且最近几年这一差距还在扩大。2013年印度人均资本存量仍旧只有5000美元，中国却高达1.7万美元，是印度的3倍多。中国之所以能够走高投资、大规模基建的发展模式，最主要的是中国高储蓄给基建项目提供了廉价的资金，而印度则不具备这个条件。
　　二是印度财政赤字、贸易赤字和巨额外债使得财政政策发挥空间有限。与大多数新兴经济体不同，印度长期维持大规模财政赤字。根据IMF的统计，2014年印度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高达7.2%，显著高于新兴市场2%的平均水平。
　　而大规模石油和黄金进口导致持续赤字。由于连续多年维持贸易赤字(即经常账户赤字)，2007年以来印度外债不断累积。2013年外债总额已经高达4400亿美元，约为GDP的22%(中国为9%)，占印度外汇储备的比重超过150%(中国为23%)。印度外债结构(如币种构成、利息占比、占GDP/外汇储备比重)，与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类似，但短期外债占总外债的比重高于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过去几年，印度外债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短期外债占比显著上升，到2013年该比重已经超过20%，接近1989年有数据以来的最高水平。
　　三是过去十几年印度与中国广义货币平均增速接近，不过印度通胀却在大多数时间都显著高于中国，高通胀又制约货币政策发挥的空间。2005—2014年印度和中国M2平均增速接近：印度约为14%，中国为17%，但其间印中平均CPI增速差别却很大——印度为8%，中国为3%。
　　四是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宗教等压低社会生产率和阻碍改革。1990—2010年印度GDP平均增速为6.5%，显著低于中国的10.2%，过低的全要素生产率是最大的拖累因素。根据Bosworth的研究，1978—2004年印度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对人均产出的平均贡献率只有1.6%，而中国是3.6%。限制印度生产率的因素很多，包括劳动力市场的刚性(企业解雇职工需要政府和工会两层批准)、传统的精英教育文化及宗教、种姓制度等。
　　从劳动力、资本及生产率的角度看，印度未来几年的增长前景仍旧面临较大的挑战。短期内，改善增长前景的关键是突破地方制度限制、筹集资金进行大规模基建投资；长期看，印度需要进行全面的结构性改革(如提高劳动力市场流动性、降低财政赤字等)，以提高整体的生产效率。
　　从全球范围来看，虽然有些国家完成了工业化，但是由于新兴国家大多数存在经济结构性问题，它们在工业化过程中面临诸多障碍和反复，再加上作为全球人口第一大的国家——中国人口红利消散和经济减速换挡下的后工业化特征明显，全球铜消费潜力正不断削弱。尽管市场看好印度接棒中国的潜力，但是其内在的制度、经济结构等问题迫切需要改革，这就意味着短期内难以完成接棒中国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