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府的初衷来看，同意继续“戴事业帽子”，或许是对国有地勘单位过去贡献大、历史遗留问题多的回报和扶持，或许是出于对最终“走企业化路子”的一种过渡性政策考虑。尤其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一方面对中央下放的地勘单位改革工作有一个衔接过程；另一方面不可能像中央部门一样只需单纯考虑一个行业的改革问题，而必须把地勘单位改革与同一个地区的其他事业单位改革统筹起来考虑。因此，国有地勘单位的改革只完成了组建国家级公益地质队伍和中央地勘单位的属地化任务。而属地后的国有地勘单位基本没有按照国务院办公厅37号文要求转制为企业或并入企业集团。
　　与此同时，由于地方财力的逐步好转，地勘单位的事业费不断增加，地勘单位在获得财政资金的同时还能通过市场项目获得其他收入。事业费的足额发放、公益性和商业性地质项目的不断增多使地勘单位的日子逐渐好过，职工收入随之提高，事业性质的养老、医疗体制收益也远高于一般的企业。两头利益均沾的既得利益使事企不分的体制成为大多数国有地勘单位的“乌托邦”，也让长期贫困的国有地勘单位潜移默化中滋长了小富即安、小进则满的思想。于是，百局千队格局依旧，同质化、低质化现象普遍，非地勘的多种经营依然是地勘单位的主要产业（总收入中的大部分仍然来源于非地质勘查），“公益类”也因此成为此次分类改革中国有地勘单位的主流呼声。
　　在国土部及八部委联合组织的地勘单位分类改革专题调研中，除了极个别的单位主动希望划为生产经营类和少数几家已被政府改制为企业外，绝大多数国有地勘单位都希望划入公益类。“戴事业帽子、走企业路子”已成为绝大多数国有地勘单位所依赖的改革路径，而这一“路径依赖”恰恰是地勘单位的改革死结、发展死结。2011年，中央5号文件对事业单位分类改革进行全面部署和启动，要求在5年内完成实质性改革任务。但整个地勘行业除了基层利用国家政策性文件来希望继续保持公商不分、事企不分现状外，并无覆盖全行业的改革顶层设计。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深水区改革，将着重解决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改革的决心之强、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将是前所未有的。任何侥幸心理和错误判断都将再一次贻误地勘单位的改革大业，判断和设计上的失误将会给整个行业带来无法预料的生存危机，从而导致找矿主力军建设受挫，找矿突破受到影响。在事关国有地勘单位未来发展命运的改革问题上，主动改与被动改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早改和迟改的结局也大相径庭。
　　厘清市场关系 积极改革 打开找矿新模式
　　摸着石头过河的35年改革历程中，我国改革布局从农村转向城市，并逐步步入深水区，最近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深层次体制矛盾，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标志着35年渐进式改革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从农村和国企为重点的改革，转向以政府为重点的改革。与35年来改革的每个阶段相比，今天中国的改革面临的改革环境、改革的实质内容、改革的推进路径都有了重大改变。而本轮改革的目的就是要解决政府与市场的矛盾，使政府从资源的配置者转为市场的监督者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
　　我们应该清晰地看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厘清政府和市场关系中的“政府”并非简单地等同为国家机关，它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行政机关，还包括非居民和非企业的、所有和市场相对应的机构，如事业单位和行业协会等组织，甚至还包括垄断性国企。以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垄断国企构成的体制内与民营经济等社会组织构成的体制外已显现出轮廓分明的二元分割，这种格局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瓶颈，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市场与政府的界限没有厘清，这个边界就是市场能做的就要交给市场，市场失灵的就要交给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有地勘事业单位不知不觉中已面临着被改革的命运。一方面，国有地勘单位的人员经费、装备投入、养老和医疗保险均来自纳税人缴纳形成的财政收入，探矿权大多来自行政资源的配置，许多地勘单位的主要领导不仅有行政级别，还兼任政府组成单位的领导职务。一方面，30多年来的改革并没有对国有地勘单位的体制进行实质性变革。地勘单位不仅未能形成泾渭分明的公、商地质队伍，更没有形成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小而散、同质化的布局不仅几十年不变，还因为事业费和市场的双向获利而成为既得利益者。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国改革将从面对具体的经济问题转向面对相互交织的经济社会矛盾，从经济体制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全面进发，以厘清政府和市场关系为重点的改革将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破除既得利益群体和固化的利益藩篱、打破垄断将成为改革的主要内容。地勘单位囿于自身体制、既得利益等多方面原因，已经成为改革的重点，改革由此还将会加速。如果我们此时还在误判形势、不能有所作为的话，不仅会丧失难得的改革机遇而扼杀自己的未来，还会让找矿突破蒙上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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