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玉华（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原秘书长）：矿产资源开发进入后期、晚期或者末期阶段，累计采出量已经达到可开采储量70%以上的城市，就是资源枯竭型城市。从2008年~2012年，国家分3批确定了69个资源枯竭型城市，主要集中在东北老工业基地、西部“三线”地区。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在之后几十年里，面临着异常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为了支撑经济建设，国家动员一切力量，建设了一批资源型城市，包括大庆和戈壁上兴起的克拉玛依。矿业城市为共和国建设提供了急需的煤炭、石油、电力、钢铁、机械装备等物资，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
　　经过几十年发展，资源型城市逐渐受到资源枯竭的威胁。一是城市发展的资源环境基础出现危机，生态环境恶化，耕地退化、盐碱化、沙化，水资源告急等问题逐渐出现。二是资源型城市区位条件差，自我发展能力比较弱。此类城市基本都是依资源开发而居，缺乏一般城市的开放性，经济体系处于封闭状态，城市社会服务功能紧紧依附于主导资源产业，缺乏自主运营的空间。三是资源枯竭型城市产业高度单一或说具有非均衡性。资源型产业既是主导产业又是支柱产业，这样城市对资源产业的依赖性比较大。城市发展受到限制，城市功能也不健全，第三产业及可替代产业发展落后。
　　要建立矿山环境治理资金投入长效机制，将矿山治理经费纳入各级政府财政预算，确保治理工作的连续性。要支持西部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环境治理工作，建议西部缴纳国家的矿产资源税费全额用于西部矿山环境治理工作。同时要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全社会参与保护和治理矿山地质环境的积极性，积极拓宽融资渠道，提高治理成效。

　　骆沙鸣（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泉州市政协副主席）：过去一直讲生产、生活、生态“三生一体”，其实应该讲“四生一体”，还要关注生命的健康，也就是以人为本。加强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就能够达到生命健康，要站在更高的理念上来推动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科学布局，使我们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更好地统一起来。
　　从大的方面讲，要建立协同创新机制，明确产业链各方的责任边界、风险分担和利益分配。促进服务业，比如会计师事务所、资信评价公司在资源综合利用方面所起的作用。研究金融方面、环境会计标准准则等怎么跟国际接轨，只有把环境、金融这一块做大做强，才能够很好地支持企业把资源综合利用工作做得更好。
　　对城市矿山，国内重视得还不够，今后还要加大这方面的支持力度。经过工业革命300年的掠夺式开采，全球80%以上的可工业化利用的矿产资源，已从地下转移到地上，我们要想法实现它的规模化、生态化、精益化利用。要在城市矿山土地价格、金融配套、产业服务体系等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

　　王训练（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副校长）：现在我们讲加强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如果还是不落到实处，那效率是很低的。加强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必须有法律保障。不仅要有法律体系，而且还要落实到位，也就是说对矿产资源不能节约、不能综合利用的企业，没有资格进入矿产资源开发领域。如果谁批他进入，谁可能就违法。如果违法成本很低，而遵守规则成本很高的话，矿山企业就不会遵守规则。同时，还要在技术、文化等方面予以加强。

　　孙朝晖（全国政协委员、攀钢研究院钒研所所长）：我国钒钛磁铁矿储量占全世界钒钛磁铁矿储量的43.5%，攀西是我国第二大铁矿区，钒钛磁铁矿综合利用率水平比较低，目前仍有提升空间，但存在很大难度，技术方面还需要突破。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将攀西钒钛磁铁矿资源综合利用作为一个重大专项进行重点支持，以进一步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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