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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人士给非洲等地区矿业国家提出忠告

劳伦斯·威廉姆斯 赵腊平/编译 |    来源： 中国矿业报

　　虽然非洲拥有巨大的资源禀赋，但在开普敦举行的2013年南非矿业大会上，业界人士警告称，政府在矿产开发方面不应“杀鸡取卵”，“过河拆桥”。
　　非洲领先的金矿开发商——兰德黄金资源公司（Randgold Resources）的首席执行官马克·布里斯托（Mark Bristow）在此次矿业大会上警告称，许多非洲国家提出的修改矿业法规的建议可能阻碍进一步投资。随着黄金勘探和矿业开发从发达国家向世界新兴潜在地区的转移，非洲必须与南美、亚洲、环太平洋沿岸地区、东欧和俄罗斯争夺投资。尽管许多非洲国家拥有很大的矿产资源潜力优势，但世界其他地区的竞争对手往往能为投资者提供更好的基础设施和更强大的人才队伍，以及更成熟经济体的保障。所有这些因素都可能左右投资的流向。
　　兰德黄金资源公司的矿业项目位于非洲，因此，布里斯托所说的言论也是针对非洲投资而言的。但对于其他考虑通过改变诸如矿业税收和所有权立法的国家来说，该警告也同样受用。
　　从某种程度上说，采矿业已经暴露出自身的一些问题。其呈现出的越来越强调现金成本而忽视原始成本或维持资本成本的趋势，给外界一种错觉，那就是矿业公司的盈利性超过了实际水平，这就给政治家从“暴利者”手里分得更大份额的蛋糕以捞足政治资本创造了条件。
　　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建设一个现代采矿企业往往需要投资方投入巨额的资本成本，而扩大投入并让矿山有利可图又会使企业面临巨大的风险。许多情况下，尤其是当这些投入达到数十亿美元的时候，矿业公司也许需要数年时间才仅仅能偿清资本成本。
　　目前，矿业公司面临很多困境，其中一个问题是，矿业的直接税率常常看似比其他行业的税率低。但以兰德黄金公司的案例来看，该公司在马里、科特迪瓦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运营过程中，事实上已经承担了所有的勘查、开发成本，并承担了所有风险，但现行的矿业法规仍要求其将净收入的大部分返回给相关国家。
　　“许多投资目标国即使并不是采矿活动的主要受益人，但也赚得盆满钵满。因此，一些撒哈拉沙漠以南的矿业国家只想获得更多利益却不愿给予任何回报的趋势非常令人担忧。”布里斯托说，“让这些国家从矿业产业中得到更多收益的更好方式，就是积极参与价值创造的过程。”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矿业合并和收购几乎没有为股东带来价值，更不用说给其他利益相关者创造了什么效益。矿业创造的真正价值，在布里斯托看来，正如兰德公司这些年所诠释的，就是发现了数百万盎司的金矿，及其盈利矿山所创造出的价值。
　　政府在价值的创造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首先应该是提供能够吸引或至少不赶走投资者的稳定的、利于商业发展的制度；在开发周期中，把矿业公司当作合作伙伴，帮助公司推动项目，让公司获得较好的回报，进而从中分享到合理的收益。
　　还有一些因素会影响投资者的诉求。比如在南非，矿山国有化等政治呼声，尤其是严重的劳资纠纷等政治因素，已令人愈发不安。
　　在南非矿业大会上，南非矿业部长苏珊萨巴古（Susan Shabangu）所作的演讲试图给投资者吃上定心丸。但国有化呼声可能占上风的形势对投资界造成的“惊吓”，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都不会消失。
　　再以南非为例，最近发生的矿企劳资纠纷，看上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内工会竞争对手的作用使矿山运营失去控制，但希望这种情形只是暂时的，采矿业仍被视为是南非未来的投资机会。
　　但是，让人担忧的是，阻碍投资的案例不仅发生在非洲。如蒙古国，现在扬言要在奥尤陶勒盖铜金项目中获得更大的股权，对投资者已在这些项目上花费了数十亿美元提升矿山产能，才使矿山终于达到扩产的贡献弃之不顾。
　　如果矿业公司已投入资本进行开发，一旦发生任何政策上的变动，势必会损害这个国家未来的矿业投资。迄今为止，这种政策变动的影响在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也许还不算严重。但在拉美其他国家，阿根廷和厄瓜多尔已经开始出现因为政府的不当行为而导致新矿开发资本退出的情况。
　　在此次矿业大会上，国际金融公司（IFC）基础设施和自然资源部主任伯纳德·舍阿汗（Bernard Sheahan）警告说，非洲矿业面临的政治风险似乎正在上升。虽然他也肯定了矿业在未来仍将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但矿业公司在寻求开发大型矿床时，必须考虑在历经艰辛筹集资金和金融支持过程中将遇到的风险。如果贷款机构认为风险过大，就不会为矿业开发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
　　尽管非洲被视为风险投资地，但由于重要金属的短缺和在世界其他地方找矿不够理想等原因，正使得非洲国家在全球市场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但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这些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与矿业公司进行合作。任何矿业公司都不愿在承担所有的初始风险和扩大投资并开始生产金属或矿产时，被告知矿业游戏规则发生了改变。如果最终看不到或得不到利润，这些矿业公司是不会冒如此大的风险的。可以说，采矿是一项有风险的事业，在事前决策和回报之间，误入歧途的可能性极大。因此，在履行最初的开发协议的过程中，建议有关国家千万不要强加额外的税收或政治条件重置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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