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落马高官的“特殊爱好”

2014年09月01日 8:25 2163次浏览 来源:   分类: 文学杂谈

导读: 近日落马的武长顺与王立军进行了对比,两名公安局长让人‘大开眼界’的是:在任期间,原天津市公安局长武长顺发明及领衔发明了35项专利,原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则获得专利总共254个,平均每1.7天申请一个专利,甚至包括吃火锅的特殊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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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学者则更尖锐的称之为“专利腐败”,其流程为:官员以个人或分管领域团队的名义“搞出”技术发明,并申请专利,通过掌握的行政资源疏通关系,快速获批,随后将名下专利以许可使用或转让方式授权给从事本领域相关业务的公司。
  其实,官员们的爱好成为腐败温床,也很容易理解,在中国的体制之下,握有权力之人,往往会成为各路人士竞相追逐的对象,生死爱欲、鬼神苍生这些问题,在他们那里,会因为权力带来的不安定感而变得更加突出,人性的脆弱之处,就是各路人士寻求权力突破之手段。
  所以,约束官员的特殊爱好,并不是干涉官员的私生活,而是中国官员所应该具有的起码的政治道德。因为在中国的官场文化之下,上行下效的问题非常突出,当然有一些正常的爱好,大家效仿还是很好的;但是那些破费巨大、隐含利益交换的“特殊爱好”,还是没有的好。唯有如此,在一个制度约束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才能真正让官员“独善其身”。
  科研
  “好”学术乃官员为自己镀金之一大法宝。
  2012年9月落马的重庆市原副市长、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的公开简历显示,他曾获得专利多达254个,其中有211个是2011年一年之内申请的。“王局长”以平均每1.7天申请一个专利的“超高效率”,书写了“科研达人”的“疯狂成就史”。
  王的发明还颇为“俏皮”,除了本专业领域的发明,既出现了“原发性脑干损伤撞击机”等高精尖的科技产品,也有吃火锅的特殊用具等内容。据媒体报道,这些专利也是获利寻租的渠道之一。
  作为一个连大学都没读过的人,王立军却坦然地兼任大约二十个大学的客座教授,王立军在大学演讲时,热衷于旁征博引,常以大哲学家“苏亚白” 起言,而历史上实在查无此人,据推测,“苏亚白”最可能是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合称。“立军教授”还宣称自己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拥有法庭科学专家、法医专家、刑侦专家等多个头衔。
  而与王立军同行的天津市原公安局长武长顺也“不甘下风”,担任了18个大学、研究机构的教授、研究员。工作之余,武长顺还忙于在各种学术期刊上露脸。 2005年前后,武长顺在《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中国工程机械学报》等专业期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
  随着调查深入,武长顺的一些“特殊爱好”浮上水面。媒体报道他拥有35项专利,一个公安局长有35项专利,实在令人惊叹。除了一件胖男孩怀抱金鱼造型的摆饰品外,武长顺其余34项发明,都与警务工作相关。
  不过,武、王二人可不痴迷科研,而是想方设法将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武长顺很多专利的专利权归属天津华海、天津金盾等间接具有“公安血统”的企业,而这几家公司也是天津市公安局、下属分局、交管局及其下属支队等单位项目招标时的中标大户。中国政府采购网公布的上述企业中标记录中,有很多项都是单一来源采购。
  而王立军的专利同样被大量用于重庆公安系统。据了解,当地媒体曾大量宣传他为女警官设计的鲜红色风雨衣。他的另一项专利——配有笔记本电脑和全球定位系统的交警户外工作站,也被当时重庆警方高调推广。
  看戏
  在落马的高官中,对文艺事业有特殊爱好者不在少数。其中,尤以最近被集中曝出的山西官场最为突出。
  2014年6月,时任山西政协副主席令政策被查,其对文艺事业相当痴迷。除了亲自担任电视剧出品人之外,还时常走访文艺重地。据《山西日报》报道,2010年,到访北京798艺术区,走访了桥艺术中心和百年印象;2012年到山西蒲县调研时,令政策一时兴起,题写了“云高意远、苍劲映辉”。
  在其担任山西政协副主席期间,还先后观看过《山西随想》《粉墨春秋》《苏武牧羊》《守望》等剧目,还参加过一系列画展,《怀文画牛》展、《章太炎·姚奠中师生书艺展》……
  同样仕途达于正部级的山西官员申维辰,他曾和令政策共同担任《决战太原》的出品人,出席开幕式并观看了影片。据《财经》杂志此前报道,当地官场评价申维辰:“卖了许多地,拍了一部戏,睡了一群女人”。申维辰在山西省委宣传部部长任上,拍过很多戏,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电视剧《乔家大院》和话剧《立秋》。根据山西当地媒体的报道,申维辰在其任内,对演艺工作参与极多,时常亲自到场慰问关怀。
  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因着申维辰对演艺事业的热爱,山西原首富张新明曾一次出资500万,资助一位和申维辰有关系的女演员开演唱会。
  从公开报道看,令政策、申维辰对文艺工作是相对痴迷的。不过,据当西当地官员透露,令政策对文化显得特别“理想主义”,但相比于申维辰,他并不太懂文化。
  其实说到搞文艺工作,落马高官之中,重庆市原市委书记薄熙来影响最大,他曾在重庆掀起唱红运动,并且,从当时《重庆日报》的公开报道来看,凡是薄熙来参加的文艺晚会,最后一曲基本上都是薄熙来领唱《歌唱祖国》或《我和我的祖国》。
  只是,这些落马高官的文艺爱好和文艺事业,在其落马后恐只能“自斟自酌”了。
  信神
  “不问苍生问鬼神”,这是当代部分落马高官时兴的“错爱”。
  根据此前中纪委的通报,李春城因为滥用职权进行封建迷信活动,造成国家财政资金巨额损失等问题构成严重违纪违法并涉嫌犯罪。其具体表现为,李春城听信风水先生之言,将家里老人坟墓迁往成都都江堰,聘请风水先生做道场等花费千万。此外,四川当地官员透露,2006年成都市新天府广场时,李春城选用“太极八卦图”,推翻原全球招标法国设计师形成的方案,只因为“他认为太极方案能给他带来好运势”。
  周永康和李春城有着同样的偏好。1990年代周永康在北京时,曾请一老和尚看相,老和尚称其面相是好的,但做干部之后,到目前都是副职,是祖坟有问题。周永康为此数次打电话,叮嘱弟弟修坟。2009年秋天,周家祖墓突然发现被人挖了洞,为消灾免祸,周家人和一名部队上的领导出面,特地请了无锡当地一位老和尚做了法事。并且,据腾讯财经报道,周永康极其倚重“大师”曹林,并引为臂膀,将将要提拔或重用的人,托请曹林相面,以确保此人可用。
  此前落马的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迷信得更加突出,根据已经公开披露的情况,刘志军长期烧香拜佛;一些铁道部重点项目的开工竣工,他都会请“大师”择黄道吉日、吉时;刘还是气功大师王林的铁杆粉丝,王林曾对刘志军说要帮他办公室弄一块靠山石,“保你一辈子不倒”。
  部分官员迷信风水,从侧面印证了这些官员的群体性不安。这些官员以期借助神秘力量改变命运,填补内心的空虚,抚平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感,寄望于从玄奥的力量寻得抵达的捷径。
  落马官员如此,一些在位或退休官员恐也不能免俗,尤其是层级较低的地方官员,其个人癖好更是毫无遮掩,丝毫没有文化素质可言,但还要强行附庸风雅,其丢人之惨状,足以写一本新时代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中国经过百余年的现代进程,但是我们在规制官员行为的方法上,恐怕还有所退化。建议官员们都阅读一下晚清最后一位皇帝傅仪的《我的前半生》,其中就特别提到清代皇帝用膳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吃菜不许过三匙”,意为皇帝吃任何一道菜,都不能超过三次动筷,以免其他人知道皇帝的喜好,引发宫廷内外争相讨好。

责任编辑: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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