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能源结构逐步改善、用能效率明显提高，能源的快速发展支撑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在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院士杜祥琬看来，由于能源结构仍未发生根本性转变，能效水平距世界平均水平仍有较大差距，我国依然保持着粗放的增长方式。产业偏重、能效偏低、结构高碳等现实导致环境问题日趋尖锐，由此也推动着发展方式的转变与能源革命的崛起。

转变从何谈起？转型如何进行？在“2018国际能源高峰论坛暨第八届全球新能源企业500强峰会”上，《中国能源报》记者采访了杜祥琬院士，他阐述了自己的独到观点。

呼唤能源结构绿色、低碳化

问：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各种生产力要素都在发生着变化，盲目追求高速增长早已不再符合经济规律。当前，改善环境与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目标的高度，在能源方面则体现为“呼唤能源结构的绿色、低碳化”。那么，高质量发展对于能源转型提出哪些新要求呢？

杜祥琬：先来看一组数据——1980年以来，我国能源强度下降80%，能效则提高了5倍左右。举一个例子，1978年，每发1千瓦时电能的平均耗煤为471克；到了2017年，全国燃煤电厂平均煤耗已降至309克/千瓦时。可见，我国能源发展已进入“新阶段”。

高质量发展对能源转型提出的新要求主要包括：

一是优化能源结构。我国能耗增长率在1%~3%左右。要满足能耗增量，既可以通过可再生能源、核能、天然气等低碳能源的增长，也可提高终端能源中电力的占比。

二是改变能源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我国西北能源的密度比较高，东南是耗能密度、负荷密度比较高的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如何解决？从宏观来说，发展西部的经济和电力的负荷，而发展中东部的供给侧的能源，要东部增加能源的供给、西部要增加消纳，不断优化能源空间格局。同时，中东部能源也要充分开发利用自身可利用的能源，与西电东送、“远方来”、“身边来”等能源相结合。

三是解决与能源有关的“城市病”，以及农村问题。针对雾霾、堵车等城市问题，可推动实施城市能源革命，实现低碳化、智慧化发展。同时，重点解决农村能源中的散煤替代、原始形态利用生物质及固废的资源化利用问题。

将节能提效作为能源战略之首

问：能源结构向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性是什么？对于产业发展具有怎样的作用？

杜祥琬：能源结构向绿色、低碳转型，不仅是能源革命的核心，也是能源供给侧改革的特征。在此过程中，应将节能提效列为能源战略之首。

近15年来，我国能源强度已下降30%，主要耗能行业的能效提高19%。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能源强度却仍是全球平均水平的1.55倍，是典型发达国家的数倍，进步空间较大。到2020年，我国能源强度应比2015年再降15%；到2030年，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到2050年，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问：节能提效的重点方向是什么？

杜祥琬：调整产业结构，抑制高耗能产业的持续扩张；优化能源结构，重点做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大文章。以煤电为例，行业整体仍处于低效运行状态。2015年，我国燃煤电厂平均运行小时数为4300小时，2016年仅为4100小时。在此情况下，煤电装机依然盲目扩张，由此造成新的产能过剩，进一步导致系统性能源浪费。

用“三匹马”共同拉动煤炭替代

问：能源转型的意义还不止于此，请您做进一步的介绍。

杜祥琬：能源转型是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达峰的基础。研究表明，提前到2025年达峰也具备一定可能性。要实现目标，可再生能源、核能、天然气的作用不容忽视。它们就像“三匹马”，一匹马劲儿不够大，需要三匹马共同发力，才能实现高比例的煤炭替代。

随着能源转型的深入开展，非化石能源的经济性、技术能力、制造能力以及相应的储能技术也在进步，光伏、风电等成本已进入化石燃料发电的成本区间。全球能源发展投资趋势随之从煤炭逐步转向可再生能源，2017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超出其他能源的2倍以上。

而在我国，得益于更好的战略、规划、政策等引导，可再生能源实现较快发展。2015年，低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达到18%。在2020年、2030年、2050年，该比例还将分别达到25%、35%以及近60%。

我们应充分认识到，能源转型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但其方向是清晰的，是国家目标、百姓诉求、全球大势。对此，还需抓住新常态、新机遇，实现经济、环境的双赢和健康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