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和文化构成复杂的大国。儒家主流思想地位的确定，为中国人设立了立身、行为的准则，也通过礼制对伦理秩序进行了约定。政治伦理以君臣关系为核心，社会伦理以家庭为核心，以社会礼仪为基础形成了严格的等级制度。这种等级之间不可僭越的观念对中国传统社会秩序有深远影响。
　　儒家伦理也由维持统治秩序逐渐扩展到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逐渐渗透到各个领域。反映在建筑上，便是建筑作为一个等级制度的“符号”，反映着君与臣、长与幼的纲常关系，其外在形式是以追求整齐划一为特征。从建筑单体形制、装饰、尺度的控制，到院落的组合，再到都城的营建、村落的选址与布局，无不体现了中国人对秩序的追求。
　　秩序在建筑单体中的表现在中国古代建筑中，等级制度在单体上的表现最为明显，包括在建筑类型和形式、建筑色彩和装饰、建筑的尺度和规模上加以限制。有些建筑只有天子才能拥有，如在《公羊传》的记载中有：“天子有灵台以观天文，有时台以观四时施化，有囿台以观鸟兽鱼鳖。诸侯当有时台，囿台。诸侯卑，不得观天文，无灵台”。 据先秦史料，天子的宫室、宗庙可建重檐庑殿顶，柱用红色，斗、瓜柱上加彩画；诸侯、大夫、士只能建两坡屋顶，柱分别涂黑、青、黄色。椽子加工精度也有等级差别。明代在建国之初，对亲王以下各级封爵和官民的第宅的规模、形制、装饰特点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并颁布禁令。只有宫殿可用黄琉璃瓦，亲王府允许使用绿琉璃瓦，一般平民的住宅则多用灰瓦，对油饰彩画和屋顶瓦兽也有等级规定。公、侯至亲王正堂为七至十一间（后改为七间）、五品官以上的为五至七间，六品官以下至平民的为三间，进深也有限制。
　　秩序在院落中的表现如果说等级制度在建筑单体上更多的是政治伦理秩序的体现，那么院落的布局则更偏重于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伦理秩序。中国传统建筑的最典型特征是用围墙接起来形成长方形合院，由建筑单体在地面上向四面做横向纵向的有序铺开，在群体组合中回旋往复。
　　受儒家“中正”思想的影响，院落内部以中为贵。以中轴线为基准组织起左右对称、主次分明的礼仪秩序。重要的建筑多为公共性的空间，都放在中轴线上，在高、大、深等方面都明显展现出一种主体地位，而左、右建筑则必取均衡、对峙之势。
　　最典型案例是北京的四合院，受北京城规划的影响，其形制、院落较为规整、严谨。基本形制是一进四合院，横向纵向发展成为多跨多进院落，平面组合形式多样，适应性强。四合院的各个房间使用遵循长幼有序、内外有别、合理安排的原则。长辈住在朝向佳、位置好、高大敞亮的正房，正房左侧为尊。其次是东厢房，为长房子孙居住。女眷居于住宅深处，通常为耳房或后罩房内。入口倒座为客厅或客房。
　　与北京四合院的规整、严谨相比，江南水乡民居在平面布局大致遵循对称原则方面较为灵活，在单元重复的秩序组成房屋的平面，有的规则有的不规则。这与水乡远离北京皇权中心、是历代士族大家聚集的地方、文人文化浓郁相关。这些家族无论权势还是财富规模都十分可观，因此其宅第往往规模庞大，许多地方远远超出应当符合的建筑等级。主要的厅堂位于正落，其他书厅、花厅位于边落。厨房及仆从居住的房屋位于边落中靠近后门的位置，避免与家中女眷有冲撞。
　　秩序在城市中的体现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与儒家思想极为关联。在礼制思想影响下，城市中形成中轴对称、严格方正的格局。
　　经过历代传承，明清北京城成为古代城市规划的最典型代表。其中，宫城位于全城最显赫的位置，一般在中央，以体现统治者至高无上的地位。从内到外依次是宫城、皇城、外城，各有城墙围护。在中轴线上按照礼制等级的高低安排了一系列重要的建筑：礼制等级最高的宫城被放在轴线上最为尊贵的中央方位，外朝紧靠宫城之南，宗庙、社稷坛根据南北主轴线对称设置在外朝的左右两侧，宫城与由外朝、祖、社所组成的宫前区共同组成了王城的宫廷区，该区即是全城的中心区，也是全盘规划结构的主体；往南沿轴线依次布置了官署，官署两边则安排国宅，市被放在了轴线的北端。其整体布局也与《周礼·考工记》记述的“宫城居中”，“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传统相一致。
　　明清北京城通过三套方城、礼制提倡中的“居中不偏”、中轴线对称布局，并用严整的建筑群体加以烘托，将儒家“不正不威”、礼教尊卑、伦理秩序发挥到了极致。
　　中国古代的地方性城市与都城的布局类似，沿中轴线布置县城最重要的建筑，包括衙署、庙宇和其他公共建筑。但作为统治阶级机构象征的衙署并不处在城市的中心位置，大部分地区的中心是具有一定公共性的钟楼和鼓楼。钟楼和鼓楼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与时间有关的重要设施，是属于天地运作的一个基本现象。从作为与天沟通的这样一个概念性场所的角度来说，与代表天授皇权的宫城具有相似性。平遥古城在清代中叶以后成为我国金融业的发源地之一，商业活跃，市楼更能体现当地城镇的特色，因而取代市中心的钟鼓楼，成为城市的标志性建筑。
　　秩序在乡村中的体现相对于城市的城墙围护，在中国乡村，只有小部分具有军事防御功或者匪患频繁的地区才会修建围墙以抵御内乱外患。例如河北张家口的蔚县，地处内外长城之间，既是中原王朝的军事防线，又是易遭受游牧民族骑兵队伍掳掠的前沿地带，所以城堡数量众多，有“村村皆堡”和“八百城堡”之称。
　　大部分乡村在选址时往往争取环境具有良好的防御性，靠自然山水的围合形成天然屏障，东南诸省流行以“富”字作为聚落环境的理想格局，短横代表村子，山丘包围村落的三面，把村落安置在地势较高的盆地里，背靠比较高的主山，村前有水塘，村外有田，这样在生活和心理上都很安全。
　　在中国国土的很大范围里，尤其是东南各省区，由于“皇权不下县”，政府官僚机构不可能直接对广大的农村实行有效的统治，宗族和士绅阶层成为朝廷下达政令、维持社会稳定秩序的桥梁。宗法制和科举制成为乡村维持社会伦理秩序、教育百姓遵守礼法的两大制度。反映在空间秩序上，则是重要节点——祠堂和文庙对村落的结构布局起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的作用。
　　在科学不发达的农耕时代，需要一种超自然的信仰或者迷信来加强人们对居住地点的信息，这就是风水。由风水师点出整个村落风水的“穴”来，为保护整村家族发展，需建立大宗祠标定并保护这个“穴”，让这个穴正好处于大宗祠正厅的中央。另外一种说法是，大宗祠的定位由主山、朝山、左右的龙虎山“四灵守中”的风水位确定。除了“四灵守中”之外，一个村子和四面自然山水的关系有很多的可能性。另外，作为一村最辉煌的建筑，大宗祠造在村口也使村子更有光彩。在江西省和浙江省的许多村落，大宗祠以位于村口居多。
　　除了大宗祠，各房派的分祠对村落的结构布局也有很大影响。以浙江省建德县的新叶村为例，分祠分布在全村，房派成员的住宅簇聚在分祠周围，形成居住团块，它们以各种方式与大宗祠联系，组成聚落整体。分祠前面多有池塘、绿地和广场，有利于防火、方便日常生活、改善小气候，还形成了一定的公共空间，成为人们交往的场所。
　　在科举成绩突出、文风鼎盛之乡，文教建筑较多，比较重要的有文昌阁、文峰塔、书院等。文昌阁多建于村外的“水口”。从实用功能的角度来分析，水口界定村落的区域，标示村落的出入口，是村落内外交界的节点；在风水理论中，水以山为界，气以水为运，水被视为财源与吉利的象征，水口作为古村落水流入与流出的重要关隘，关乎整个古村落的财运与命运。水口最好左右有山夹峙，叫“狮象把门”，可以使“去水曲折有情”。为了加强水口的关锁，“坛庙”必居于水口。宜于在巽位（东南方，水口也多在村落东南方）的文昌阁成为关锁水口的庙宇之一，其他的还有文峰塔、关帝庙、城隍庙等以及风雨桥、水碓、大树等，使水口成为村落中自然风光好、建筑艺术最高的地方。
　　城市与乡村的文化意向相对于城市的先规划后建设，乡村是自然生长的，反映在空间上的秩序性相对较弱，有较大的灵活性与自由。如果说城市由皇权控制，乡村则更多是由自然主导。城市规划代表的是儒家对秩序的追求，乡村更多的是道家思想中摆脱秩序、回归本心的理想，表现为对自然的追求。但两者在相反的一面也有所体现，这种平衡在地区的自然地理与社会文化中取得了良好的契合。同时，在以儒家礼制秩序为主流的大国，道家的自然追求在社会秩序之外提供了一定的弹性和自由度，也是保持社会稳定统一的重要组成部分。
　　秩序性对现代城市规划的启示传统规划布局思想中对秩序的追求值得在现代城市规划中进行借鉴，采取“中轴线对称”的方式，呈现城市的秩序与韵律。将重要的功能、文化节点，如图书馆、体育馆、剧院等置于中轴线两边。